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作者劉遠舉，專欄作者，南都觀察特約作者

本文經(jīng)南都觀察（ID：naradainsights）授權轉載

上海市教委公布的高中招生新政，是對重點中學制度的顛覆，并很大程度上改變了與之伴生的學區(qū)房制度，減少了依托家長經(jīng)濟水平進行的競爭，并最終指向小學減負，這個趨向公平的教育改革是大勢所趨。

日前，上海市教委公布了《上海市高中階段學校招生錄取改革實施辦法》，實施“名額分配”制度，旋即在輿論場引發(fā)熱議，很多人的朋友圈里一片哀嚎。所謂“名額分配”，即把優(yōu)質高中的招生名額，根據(jù)科學、均衡的分配方法，分配到上海每一所不挑生源的初中，而不僅僅是以一條道路的考試擇優(yōu)錄取。這就意味著，在一個不那么“好”的初中，即便應試能力、綜合能力低于“好”初中的學生，由于名額分配到校，也可以進入優(yōu)質高中。

一定程度上，這是對雖無名義、但實際存在的“重點初中”制度的顛覆。

名亡實存的重點學校制度

建國初期，各行業(yè)對人才的需求都很大，1953年，政治局全會決定“要辦重點中學”。“文革”后，1977年5月，鄧小平提出：辦教育要兩條腿走路，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要辦重點小學、重點中學、重點大學，要經(jīng)過嚴格考試，把最優(yōu)秀的人才集中在重點中學和重點大學。

重點學校的政策，在當時是具有時代的積極意義的。但隨著經(jīng)濟的發(fā)展，教育（尤其是義務教育）更需要強調公平性，上世紀90年代，教育部取消了義務教育階段的重點學校制度。然而，義務教育階段的“重點”與“非重點”的區(qū)別，表面上消失了，但在后面的非義務教育階段和職場階段，競爭依然存在。

當下，想在職場中有一個好的開始，至少要有好大學的學歷。在中國的教育系統(tǒng)中，想上一個好大學，就得上好高中；想上好高中，就得讀好初中；以此類推，孩子從小就得上好小學、好幼兒園。

有需求，就必然有供給。示范校、實驗校、私立校等“不是重點的重點學?！奔娂娪楷F(xiàn)，使得在義務教育階段，產(chǎn)生了一批超級小學、超級初中，擇校競爭與應試教育愈演愈烈。

現(xiàn)在的小孩子，從小就要進好幼兒園，幼升小，小升初，真可謂一路過關斬將。在這樣的結構下，社會壓力被高效地傳遞到童年。減負，自然就成了鏡花水月，怎么都減不了。

上海中學、復旦附中、交大附中和華師大二附中被稱為上海高中的四大名校，圖為上海中學國際部。 ? 澎湃新聞

擇校、學區(qū)房是取消考試后的“別種競爭”

義務教育階段的重點學校制度取消后，也不再憑考試“擇優(yōu)錄取”，但實質的“好”學校仍然存在，那在大部分情況下，以什么標準來決定什么學生進入什么學校？

通常有兩種，一方面，一部分好學校仍有少量擇優(yōu)名額可以通過應試獲得。應試教育的一個特點就是，應試技巧是可以教的。于是家長把孩子送去高價的補習班，提高班，學習應試技巧，試圖通過提高技巧在考試中獲得競爭的勝利，進入好學校。

另一方面，則是“最近”、“劃片”，以學生的居住地為準，因為“居住地”作為一個標準太容易上下其手，于是以房屋產(chǎn)權作為劃片的認定。這樣，就產(chǎn)生了著名的“學區(qū)房”。

一個學生，如果沒有生在學區(qū)房里，或者父母沒錢買學區(qū)房，也沒有能力送他去高強度的課外培訓，那么，這個學生就會進入一所不擇生源的小學，由于生源一般，老師要照顧大多數(shù)學生的接受程度和進度，教的內容更簡單。這個學生在應試上就會比不過“好”小學的學生，哪怕他的天資更聰慧。然后，當他進入一個不擇生源的初中后，這個競爭劣勢會進一步加強。最終，他無法進入好的高中，也就無法進入好的大學，更難以在職場獲得一個高的起點。

所以，從教育的公平性看，除了那些投胎到好學區(qū)的幸運兒，學區(qū)房，或者說家長的經(jīng)濟實力，在初始階段，就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最后的結果。

學區(qū)房制度，在某種意義上相當于是教育服務的價格體現(xiàn)在了房地產(chǎn)中，大部分好處給了開發(fā)商與原房主。政府通過地價和契稅所得，會對教育有一定的轉移支付，但一方面這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另一方面輾轉多個環(huán)節(jié)，折損很大。市場機制里，能夠提供好的商品與服務的供應商，可以從較高的市場價格中獲得回報。但是在學區(qū)房這里，提供優(yōu)質服務的是學校，拿走高價的卻是房產(chǎn)商和房主。

而學區(qū)房高企的價格，比拼的是家長的經(jīng)濟實力。相當于把教育競爭從高中前移到初中、小學、幼兒園之后，又進一步前移到了家長，移到了孩子沒出生的時候。

再看購買的家長，買學區(qū)房也不僅僅是消費，孩子上了好學校，幾年之后轉手賣出，還能賺一筆。這是強者更強的馬太效應。

 電視劇《小歡喜》中，學霸英子的媽媽宋倩為了給女兒更好的學習環(huán)境和升學機會，購買了多套學區(qū)房，并成為其他家長們羨慕、“取經(jīng)”的對象。 ? 《小歡喜》

公平與效率

前文提到的兩種競爭，前置的義務教育階段擇校和學區(qū)房（其實嚴格意義上學區(qū)房也是一種擇校，不過前者更側重于“雞娃”，讓孩子上輔導班，通過考試爭取優(yōu)質學校少量的”擇優(yōu)“名額），在公平上，顯然都是有問題的?；旧隙家蕾囉诩议L的錢包，花得起錢上輔導班，或巨資購買學區(qū)房。

從效率看，義務教育階段擇校與學區(qū)房制度下，教育作為國家選拔人才的機制，選出的都是能買得起學區(qū)房的，或者上得起課外班的學生，而不是資質或能力更高的學生。

梅園三村小區(qū)是上海知名的“老破小”學區(qū)房，其對口學校之一即為是上海的知名中學之一，建平西校。 ? 安居客

任何機制都有受益者：一個不那么聰明的小孩，就可以依靠從小爸媽花錢培訓、讀更好的幼兒園，讀更好的小學的優(yōu)勢，擠掉一個更聰明的小孩。更具體地說，當一個聰明的小孩，因為家庭、經(jīng)濟、父母觀念等原因，在小學階段“放松”了，沒有考上好的初中，也沒有錢買好初中的對口學區(qū)房，即便他/她到了初二、初三奮起直追，也沒有多大機會了。他/她會被一個在好的初中，但資質并不如他/她的孩子擠掉。這對于國家選拔人才來說，并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重點學校制度伴生的學區(qū)房制度，是公平與效率的雙輸。而上海的高中新政，很大程度上，改變了這個現(xiàn)象。

當然，需要補充的是，這里討論的公平與效率，指向的競爭是政府乃至社會對人的選拔，并不等同于教育學和社會學意義上人的發(fā)展，甚至不一定符合“人才”的定義。在這里，孩子天資聰慧也好，不那么聰明也好，最后的選拔標準都是高考指揮棒下的數(shù)理化、英語、語文、歷史地理等科目，或者說，后義務教育階段的應試能力，基于這個標準的競爭，是無可避免的，也是有其原因的，但人的才能、幸福、成功，都是應該多元化的。

新政：公平才能減負

此次上海新政，要求“全覆蓋”、“所有不擇生源的學?！?，意味著頂級公辦初中和不入流的“菜中”，站在了同一起跑線?？梢赃@樣說，新政策就是幫助那些沒進好小學，進了不太好的初中，但卻有天賦的孩子，讓他們也能上好高中，從而上大學，上好的大學。

更進一步的作用是，雖然這是高中招生政策，直接干預的是初中生源的選擇，但最終指向的是小學減負。

對學情非常了解的網(wǎng)友在上海本地論壇吐槽：“浦東某中學某年只有8人有資格中考，但按照新規(guī)可以分到5個市重點到校名額。8人中考，5個市重點名額，可以上熱搜了?！彼?，一些家長自然會避免去尖子扎堆的學校，而改為選擇一個一般學校。在這個政策下，好的初中，雖名額更多，但學得難、壓力大，競爭更激烈，而在不擇生源的學校，名額雖然少，但相應的學習強度也低一些。

上海集中了全國各地成功通過學歷提升階層地位的家長，對教育的重視、焦慮也是全國數(shù)一數(shù)二的城市。這些焦慮，支撐起了很多專門談教育、應試、擇校的自媒體。新政之后，這些自媒體也無法再制造焦慮，它們也只能告訴家長；選家門口的不擇生源的初中，還是選好初中，沒有好壞之分，全看自己的策略了。

當家長如此選擇，或者說不再作選擇，初中的生源就會更均衡，生源決定了學校的好壞，生源的均衡，會使學校教育進入一個正反饋的循環(huán)，從而在長期上達到初中教育服務均衡化的目的。

與此同時，減負目的也能真正達到了。當家長不去追求好的初中，小學階段的競爭壓力自然就消除了，減負也就自然是釜底抽薪。小學階段的升學壓力，被延緩到初中階段。

此前，上海實施了小學階段“公民同招”的政策，即不讓民辦小學選擇生源。當學校生源差不多時，幼兒園階段的升學競爭壓力就沒有了。所以，把這兩個政策連貫起來看，就是政策抹平了小學與初中的差別。小學和初中不再具備環(huán)環(huán)相扣的積累效應，學生就無追求重點的必要。那么家長自然會減小在幼兒園、小學階段的高投入，小學生的壓力變小了。競爭變?yōu)榱恕皼Q戰(zhàn)初中”。

決戰(zhàn)初中雖然還是不可避免，但避免了前述的種種問題，決戰(zhàn)初中是高效的。

▲ 2020年3月11日，上海市教委公布《2020年本市義務教育階段學校招生入學工作的實施意見》，要求民辦學校招生納入審批地統(tǒng)一管理，與公辦學校同步招生。 ? 央視新聞網(wǎng)

觀察學生多年的成績變化，我們可以觀察到一種“梯次掉隊”的現(xiàn)象。很多學科，并不是說低年級學好了，高年級就一定能學好。比如，在數(shù)學上，我們常?？吹?，小學三、四年級的時候，有一些學生數(shù)學成績突然下降；再往后，到了初二、初三時，隨著代數(shù)、幾何的引入，又有一批跟不上；再到高中，隨著數(shù)學抽象化程度加大，物理、化學進入，又有一批掉隊。與此同時，則是家長先失望，再焦慮，再無奈地接受。

如果競爭從幼兒園開始，有些孩子本身就資質一般，最初靠強資金、強精力的投入，孩子還可以跟上，但最終到了初中隨著功課變難，仍然會成為陪跑者。如果把競爭留到初中，這個時候，孩子的資質自然而然地呈現(xiàn)出來了。有資質者才參與競爭，沒有資質者，早已認清現(xiàn)實。

從政策邏輯看，此次上海高中新政，是2018年《上海市進一步推進高中階段學?？荚囌猩贫雀母锏膶嵤┮庖姟返呐涮孜募?。再往前推，則源于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的“統(tǒng)籌城鄉(xiāng)義務教育資源均衡配置，實行公辦學校標準化建設和校長教師交流輪崗，不設重點學校重點班，破解擇校難題，標本兼治減輕學生課業(yè)負擔”。所以，這個趨向公平的教育改革是大勢所趨。

沉默的大多數(shù)

上海高中新政、幼升小“公民同招“的政策，減少了依托家長經(jīng)濟水平進行的競爭，很多評論分析：“學區(qū)房要爆雷”。整個政策相對損害的是中產(chǎn)階層的孩子，“有錢人”原來的競爭優(yōu)勢被消除了，先前斥巨資購入的學區(qū)房可能不值錢了，而真正受益的是學歷低一些，經(jīng)濟收入低一些的城市平民。他們才是城市里的大多數(shù)，然而，我們聽到都是“學區(qū)房要完了”“要變天了”“將來怎么辦”，卻不太聽到平民家長對此的看法。一個原因是，他們在輿論場上的聲音更小。就像此前禁止高中跨區(qū)域招生，真正損害的是縣域的優(yōu)秀初中生，但這個群體的家長，毫無聲音。

相比之下，受到損害的中產(chǎn)占據(jù)了網(wǎng)絡話語權，聲音很大，就會產(chǎn)生一種政策損害了大多數(shù)人的錯覺。但是，一個城市中，朋友圈語境下的“城市中產(chǎn)”，其實是少數(shù)，這些家庭，高學歷、投資學區(qū)房、雞娃。但他們其實并不是一個城市的主體。只不過他們的聲音在輿論場更大，得到的關注也更多。當一個政策傷害了他們的利益，在輿論場上就會產(chǎn)生很多抱怨的聲音，給人以這個政策被普遍反對的印象。但這并不是事實。

其實，在教育服務資源分配不公的當下，任何促進教育公平的政策，都會遭到這種群體輿論的惡評。但從各個群體不同的發(fā)聲能力去看，不難發(fā)現(xiàn)，反對的聲音越大，反而證明了政策越是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教育不公平的程度。

這個現(xiàn)象背后，是中國中產(chǎn)家長對公共資源爭奪的急迫心情。為自己利益說話，本是正常的，理所當然的，但是，在公共討論中，個體還是應該有公共利益的底線與對他人的共情。

只有一個社會中的個體有共同的道德、價值觀、對實質正義、程序正義的認同，才能構成整合的共同體，由此解決公共性問題，避免囚徒困境之下的原子化的、孤立的“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zhàn)爭”。但是，遺憾的是，在中國的公共討論中，很少出現(xiàn)這種構成共同體的基礎，很多人支持戶籍制度改革，支持法無禁止則可為，可一但觸及自己的利益，就把價值觀拋到腦后。

于是，不管是中小學負擔、還是高考公平，還是加班問題，我們只看到中國人像斑馬那樣，通過“跑得比同伴快”來達成自救，都是“內卷”的惡性競爭，看不到任何協(xié)同一致的公共態(tài)度和對他人的共情。而這種一盤散沙的狀態(tài)，又進一步惡化了公共服務的供給狀態(tài)，導致下一輪更加激烈的公共資源競爭。而在這一輪又一輪的循環(huán)中，中國中產(chǎn)的困擾和煩惱，逐漸在與之對應的底層的苦難面前，變?yōu)橐粋€諷刺。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南都觀察家“（ID：naradainsights），作者劉遠舉。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芥末堆立場，轉載請聯(lián)系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