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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我國課后服務供給保障制度化進程緩慢，課后服務供給保障存在結構性、行動主體雙重層面的制度困境?；诖耍覈鴳浴叭姹Ｕ蟽和恼n后權益”為原則，圍繞課后服務的供給屬性、主體責任及功能優(yōu)化，厘清課后服務供給保障的制度邏輯，發(fā)揮課后多主體對于制度構建的積極能動作用，構建“一主多元、權責分明”的分類保障制度體系。

近年來，我國從關愛兒童成長、解決萬千家庭實際民生問題、增強教育服務能力的角度，重視與鼓勵中小學積極發(fā)展學校課后服務。2017年3月，《教育部辦公廳關于做好中小學生課后服務工作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首次明確提出“充分發(fā)揮中小學校課后服務主渠道作用”。2017年9月，《關于深化教育體制機制改革的意見》將“建立健全課后服務制度，提供豐富多樣的課后服務”作為完善義務教育均衡優(yōu)質發(fā)展體制機制重要方面。2018年8月，《國務院辦公廳關于規(guī)范校外培訓機構發(fā)展的意見》再次提及要“強化中小學校在課后服務中的主渠道作用，提高學校課后服務能力”。2018年12月，《教育部等九部門關于印發(fā)中小學生減負措施的通知》，將“建立彈性離校制度”“支持做好課后服務”列入“減負三十條”。2021年3月教育部印發(fā)《義務教育質量評價指南》，將“實現課后服務全覆蓋，提高課后服務質量”列入“學校辦學質量評價”重要維度。在多重政策驅動下，中小學發(fā)展課后服務的重要性與緊迫性不斷提升。但對廣大義務教育學校而言，學校實際面臨較大的課后供給保障缺口與困難。

所謂課后服務“供給保障”是指為滿足課后服務實際運行所提供的必要保障性條件。當前，我國中小學課后服務供給保障的制度化進程較為緩慢，學校課后服務經費來源處于錯綜復雜階段、課后基礎配套設施處于“借助學校的人員、場地、資源”初始化階段、課后資源處于對學校過度依賴階段。中小學課后服務供給保障的制度建設決定了課后服務能否真正實現“全覆蓋、高質量”的政策目標?；诖?，本研究從我國課后服務供給保障制度的難點問題入手，圍繞課后服務供給主體責任劃分和供給功能實現，以期厘清課后服務供給保障的制度邏輯，提供符合我國現階段課后服務發(fā)展現實的制度選擇。

一、中小學課后服務供給保障的制度困境

保羅·J.迪馬喬和沃爾特·W.鮑威爾等制度研究者從行為視角出發(fā)，將制度視為一種影響、指導行動者行為與秩序的意義框架，制度困境的產生既受制度結構因素制約，又受制度之下行動者行為選擇的影響。當前，我國課后服務供給保障的制度化進程緩慢，廣大中小學實際面臨較大的供給保障壓力。這既受制于現階段課后保障制度不完善、配套設計不系統的結構性因素，又受課后多主體供給責任不明確的深刻影響。

（一）課后服務保障制度依據亟待完善

學校課后服務的相關法律、政策是其獲得穩(wěn)定性供給保障的根本依據。以較早開展課后托管服務的國家為例，美國的《初等和中等教育法》、芬蘭的《基礎教育法》、丹麥的《日托法》、日本的《兒童福利法》修正案等均以法律效力推進課后服務體系化建設進程。當前，我國學校課后服務僅被作為一項倡議性的、由學校主導開展的服務，尚未將其上升為由法律與政策共同強制性約束的兒童權益保障服務，在課后服務的供給保障制度層面缺失強有力的推進依據。

教育立法層面，學校課后服務的供給屬性、保障內容不明確，學齡兒童的課后保障權益未納入法律體系。《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第五十二條規(guī)定“國家、社會建立和發(fā)展對未成年人進行校外教育的設施。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應當同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企業(yè)事業(yè)組織、社會團體相互配合，加強對未成年人的校外教育工作”，在此提及的是“校外教育”，而對新興起的“義務教育學校課后服務”領域尚未提及，法律對課后服務供給屬性、保障內容的空白，就會造成學校獲得保障性條件的依據缺失。

我國《教育法》第五十三條規(guī)定“國家鼓勵社會團體、社會文化機構及其他社會組織和個人開展有益于受教育者身心健康的社會文化教育活動”。而“社會文化教育活動”在性質上與“課后服務”又存在差別，教育法未對學校課后服務作出相應的規(guī)定與說明。課后服務具有社會化托管看護的功能傾向，是社會發(fā)展進步過程中，社會為參與職業(yè)勞動的雙職工家庭提供的一項社會福利性家庭看護幫助，以解放更多社會勞動生產力、服務于社會有序運行和保障兒童健康成長權益?！督逃ā纷鳛槲覈逃l(fā)展的根本大法，有待對社會轉型發(fā)展、學校教育服務功能完善過程中新興的“課后服務”作出詳盡的細則規(guī)定。

教育政策層面，學校課后服務供給保障的服務屬性、功能、主體責任缺乏明確的細則依據。中小學課后服務是社會轉型發(fā)展中義務教育延伸、社會化托管的產物。學校課后服務的基本屬性決定了由誰提供保障、提供哪些供給保障等前提性問題。產品屬性是經濟學中判斷產品是由政府提供還是市場提供的主要理論依據。學校課后服務是與義務教育緊密相關的一種延伸服務，是一項“準公共服務”。其具有的正外部效應指向家庭、學生個人及社會，解決家長的接送難題、豐富學生的課后生活，同時也間接地服務于社會生產和人才培養(yǎng)。

課后服務的非義務教育屬性、準公共服務屬性決定了其供給保障主體與功能是多元化的。就主體而言，包括政府、學校、家長、社區(qū)的多方參與；就功能而言，課后服務既包括基礎性的看護功能，又包括兒童課后個性化發(fā)展等功能。其中，基礎性看護功能是每一個兒童課后應該享受并獲得的基本權益。但當前課后服務政策作為倡議性政策，并未對課后服務的屬性、功能、主體責任作出詳盡要求與說明，使供給保障的壓力層層遞增逐漸成為學校的“無限責任”，學校組織運行資源有限，進而導致課后服務功能不健全。

（二）課后服務配套制度缺乏系統設計

我國現階段課后服務處于發(fā)展起步階段，各地基礎性設施、配套、資源存在較大差異，供給保障制度缺乏提供建立規(guī)制、組織服務、協調資源、質量監(jiān)管等系統設計。尤其在經費投入、基礎設施、整合資源等核心保障要素層面，我國對現階段課后服務保障條件的系統性統籌不足。

我國學校課后服務的供給保障內容、組織方式受區(qū)域經濟水平影響較大。當前學校課后服務經費來源處于錯綜復雜的階段。各地采取了差異性較大的經費投入模式。各省市經費來源由各省市政策對課后服務的性質規(guī)定決定，主要分為兩種經費分擔模式。

一種是政府補貼與家長共擔模式，以山東、浙江、江蘇、廣東等地為例?！稄V東省教育廳關于做好中小學生校內課后服務工作的指導意見》規(guī)定“可通過家長承擔、社會資助、財政適當補助等方式多渠道解決經費來源，由各地根據具體情況合理確定成本分擔機制”；浙江省《關于進一步規(guī)范小學放學后校內托管服務工作的實施意見》提及“各地可根據實際建立適度財政專項補助、合理增加生均公用經費標準、適當收取托管服務費等相結合的成本分擔機制”。

另一種模式是政府專項負擔的免費模式，以上海、北京、天津、深圳為例。天津市《關于在我市中小學開展課后服務工作的通知》規(guī)定“按照生均200元/年的標準安排專項經費；由市、區(qū)兩級財政共同負擔”；深圳市《關于推進教育高質量發(fā)展的意見》提出“保障義務教育階段學校每生每年1000元的課后服務專項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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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國“省級統籌、以縣為主”的教育管理體制機制與不同地區(qū)經濟發(fā)展水平之下，省級指導方案通常賦予各地較大的自由裁量權，各地可根據財政實際確定成本分擔方案，進而帶來了我國課后服務經費多種籌措模式的復雜性，其對課后服務供給保障產生兩項實質性影響。

一是課后服務經費穩(wěn)定性問題。在經濟發(fā)展條件較好的地區(qū)，政府通常較為積極地支持開展課后服務；在經濟發(fā)展條件落后的地區(qū)，政府對課后服務支持的能力有限，導致農村、薄弱學校的供給保障壓力較大。

二是課后經費的差距性問題。經費不足、條件薄弱的學校僅能提供作業(yè)輔導、看護等基礎性托管，課后教育公平問題沒有被解決反而被拉大。課后服務能否有效開展取決于當地的經濟發(fā)展水平與教育財政支持力度，而沒有成為一項面向全部兒童的權益保障服務。

當前我國學校課后服務基礎配套設施處于“借助學校的人員、場地、資源”的初始化階段。各地推進中，借助學校原有基礎性設施導致了不同學校的課后服務質量參差不齊、功能發(fā)揮受限。尤其在經濟不發(fā)達地區(qū)、農村地區(qū)課后服務的保障性條件并不成熟，學校課后服務基礎性設施、藝體資源匱乏，亟待進行系統化評估與補充。課后服務鼓勵發(fā)揮“學校主渠道作用”，但缺乏面向不同辦學條件的學校進一步評估、提升基礎性課后配套設施與資源的方案設計。

另外，當前課后服務的推進對學校資源依賴性過大，學校課后服務可利用資源較為單一。課后配套資源協調性不足，處于對學校過度依賴階段。我國尚未建立起通過制度化管理規(guī)范吸引、吸納社會課后服務資源的整合機制，缺乏穩(wěn)定、豐富、充分的社會資源補充與供給。我國對于學校課后服務的資源引入、開展規(guī)范、質量標準缺乏相應監(jiān)督與引導，不能有效規(guī)范課后服務的功能范圍，進一步造成課后服務供給內容與形式單一。

（三）主體責任不明制約保障制度推進

制度與行為是一種雙向互動制約關系的表現，制度提供規(guī)則，但制度也是行為的結果?！靶袆诱叨紩幸鉄o意地參與社會系統的再生產和重構，制度不僅是自上而下地建立，也是自下而上地建立?！毙鹿卜绽碚撜J為“責任”在公共服務的民主治理中處于中心地位?！敖缍ㄘ熑蔚母拍詈头椒嫵闪嗣裰骼碚撝械母締栴}。”就學校課后服務的供給保障而言，供給主體責任劃分決定了多級政府、社會、家庭、學校各方對學校課后服務的系統認識與行動選擇。因此，課后服務供給保障制度推進與多主體行動者責任履行情況密切相關。

德懷維迪曾指出，對于任何公共服務系統“責任是任何治理過程的基礎”。由于當前制度依據層面，對課后領域的多主體供給責任規(guī)定不明確，政府、學校、家長、社區(qū)對保障制度建設的動力不足。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10月，全國36個大中城市（4個直轄市、27個省會城市、5個計劃單列市）66.2%的小學、56.4%的初中開展了課后服務，學校課后服務供給保障制度推進緩慢，供給覆蓋面仍不足。

“政府推動課后服務能否成為惠民工程可能受多種因素的制約，其中明確自身的職能定位非常重要?！?strong>一方面，當前在我國多層級政府之間課后供給職能不夠細化與明確，所要發(fā)揮的具體責任邊界模糊。另一方面，學校面向社會職能部門調動資源的能力有限，而當前政府、教育行政部門對其他社會企事業(yè)單位、組織團體資源協調不足。

家長與學校的托管委托讓渡關系不明。《指導意見》號召“廣大中小學校要結合實際積極作為，充分利用學校在管理、人員、場地、資源等方面的優(yōu)勢，主動承擔起學生課后服務責任”。課后服務是義務教育學校，在非教學時間段向有“放學后接送困難”的家庭提供的在校服務，其借助學校的場地、設施、師資，但并不意味著學校要承擔無限責任。通常學校要與家長簽署“主動申請、自愿參與”學校課后服務的書面申請，但其僅具有“自愿申請”“征求意見”的效力，家校雙方的托管讓渡關系仍存在不明。這一時間段構成學校的額外安全責任壓力，課后時間產生安全意外的風險系數相較課內時間更大，學校面臨安全保障層面的多重風險。

二、中小學課后服務“分類保障”的制度邏輯

為破解我國課后服務供給保障制度困境問題，首先要從學理上厘清學校課后服務供給保障的制度邏輯。通過“制度邏輯所提供的社會建構的物質實踐、假設、價值觀、信念和規(guī)則的歷史性模式”，為參與課后服務供給保障的多主體提供有限資源的供給分配依據。學校課后服務供給保障制度邏輯要秉持“不同功能需求、差異供給保障”原則，基于學校課后服務功能，遵循“分層分類”的課后服務供給保障邏輯（見圖1）。將課后服務供給保障劃分為基本保障、多元保障、綜合保障三個層次，進而面向不同類型學生群體現實需要，逐步實現基礎性照看托管功能、多元個性化發(fā)展功能、課后領域深度公平功能。

圖1課后服務分類保障供給邏輯圖

（一）以基本保障確保課后看護功能全覆蓋

當前，很多國家已將課后服務納入國家福利體系及法制化進程，以保障學齡兒童的課后基本權益，集中社會資源為兒童提供安全、豐富、個性而公平的成長環(huán)境。例如，美國的課后教育項目、日本的課后兒童俱樂部、瑞典學童看護制度、英國的看護與教育一體化體系等。各國課后服務均以提供“基本保障”“底線保障”為思路，為學齡兒童提供安全有效的課后看護托管制度環(huán)境，確保兒童和家庭的基本福利權益。我國要優(yōu)先實現課后服務“基本保障”全覆蓋，健全課后服務基礎性照顧看護功能。

作為“最低綱領”的課后基本保障，政府提供“?；尽必熑卧谟诒Ｕ匣緳嗬?、基本機會和基本質量標準。一是推進保障兒童課后服務基本權利，國家層面要加快健全我國兒童課后權益法制體系，完善公立學校社會服務職能。一直以來，我國尚未將兒童課后領域發(fā)展納入公共服務范疇。我國需要以法律權益為基點為所有兒童提供成長保障，以解決實際民生問題健全教育服務功能。

二是推進課后基本機會均等，即保障任何有需要的兒童都能獲得全覆蓋、高質量的課后服務機會。在供給理念上凸顯公益普惠原則，惠及更多有需要的家庭與兒童，尤其要面向鄉(xiāng)村、城市的弱勢家庭，面向不具備課后支付能力的家庭，提供具備基礎性看護功能的課后服務。例如，鄭州市學校課后服務空間上正在探索嘗試向鄉(xiāng)村小規(guī)模學校延伸。

三是推進保障課后服務的基本質量標準。各級政府主動擔責，提供財政補貼作為學校課后服務供給保障的主要資金來源，由學校發(fā)揮育人主陣地作用、課后服務主渠道作用，保證課后服務托管看護的基本質量。

（二）以多元保障豐富課后個性化發(fā)展功能

“現代學校功能由模糊泛化的全包型轉向集中單一的教育教學功能，進而發(fā)展到現在的多樣化功能的充分開展與實現?！蔽覈蓪W校主導開展的課后服務尚處于發(fā)展起步階段，僅能完成基礎性的看護功能；我國課后服務功能健全亟待學校轉變課后服務理念，從單向度的看護功能向多元化功能轉變。“多元保障”是逐步健全課后服務個性化發(fā)展功能的必然選擇。2021年7月，《關于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yè)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再次要求：“提升學校課后服務水平，滿足學生多樣化需求?！卑殡S“雙減”政策的落地，課后服務將面臨“提質升級”的新要求。在課后領域，“學生作為獨立的個體，對個人差異及稟賦的滿足，才能拓展課后服務更高層次的教育功能”。因此，“提升質量”的核心在于以“多元保障”體系的建立與完善，拓寬個性化發(fā)展功能維度，提升課內外綜合發(fā)展的規(guī)劃性。

課后服務通過分類差異供給，創(chuàng)新服務形式、豐富供給內容，提高服務的有效性、精準化及規(guī)劃性。

一是確保課后服務“多元保障”的有效性，我國需要加快建立面向家庭、社會和政府的多元保障體系以及成本共擔機制，超出“?；尽狈秶蜆藴实姆粘杀荆删哂休^強支付能力的家庭分擔，彌補政府供給的不足，從而實現服務對象和服務供給的有效對接。

二是鼓勵學校課后服務從兒童現實需求出發(fā)，研判兒童課后發(fā)展個性化需求，提供高質量的多維學習體驗與機會，為兒童提供良好的課后發(fā)展背景。深圳為中小學生提供“菜單式”服務，力求課后服務“一生一課表”。三亞市基于大數據開展校內課后服務與監(jiān)管，啟用“中小學校內課后服務平臺”，提供課程設置發(fā)布、在線選課、排課設置、課程實施、課程評價、課程費用統計、課程監(jiān)管等多種在線服務，推動課后服務供給的精準化和智慧化。

三是我國課后服務功能完善所要關注的突破點在于規(guī)劃性。學校需要將課后服務納入學校辦學整體規(guī)劃，通過課后更為針對性、個性化的課后服務，更為系統地尊重學生個體發(fā)展，提供適切的服務選擇。北京市要求學校從教育教學的整體調度出發(fā)，將課后服務的保障與設計納入全校教學計劃。

（三）以綜合保障深化課后領域的深度公平

公平正義的價值取向是教育的永恒追求，在課后領域如何發(fā)揮課后服務作用，促進課后領域深度公平，是課后服務供給保障資源再分配所要關注的問題。學校課后服務供給保障問題本質上是對課后資源的再分配?！吧鐣仨毟嗟刈⒁饽切┏錾谳^不利社會地位的人們”，已有研究證實，正式的課外服務是緩解“貧困”對兒童成長發(fā)展負面影響的一種方法。因此，我國學校課后服務要通過“綜合保障”為有需要的兒童提供體驗和活動，通過課后服務深化課后領域的深度公平。

在課后教育資源分配中，學校課后服務需要運用羅爾斯的正義原則，構建綜合保障體系，以保證每個兒童在課后資源分配中都能受到平等的對待。

一是遵循起點公平原則，以綜合保障面向弱勢家庭解決實際看護難題，維護課后服務的底線公平。伴隨我國城市化進程加快，大量外來務工人員的子女在城市就讀，其家庭無暇看護學齡兒童；農村課后服務要“全覆蓋”面向廣大留守兒童，這部分兒童的課后生活較為單調且存在安全風險，祖父母更是無力輔導課業(yè)。

二是遵循差異發(fā)展原則，為不同發(fā)展需求的兒童提供適切的課后服務。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倡導，“教育上的平等要求一種個人化的教育……教育的進度和方法是適合個人特點的”。

三是遵循弱勢補償原則，面向弱勢家庭兒童改善課后學習資源，縮小不同家庭兒童的成長差距。特別是通過優(yōu)化弱勢家庭兒童的課外成長環(huán)境，能夠彌補家庭文化資本不足對兒童教育發(fā)展產生的不良影響。

按照2017年《國務院關于印發(fā)“十三五”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規(guī)劃的通知》對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建設作出的綜合性、基礎性、指導性規(guī)劃，國家教育基本公共服務清單的建立要實現“動態(tài)調整”，“基本公共服務供給保障措施更加完善，基層服務基礎進一步夯實，供給模式創(chuàng)新提效，可持續(xù)發(fā)展的長效機制基本形成”。政府需要按照社會發(fā)展需求對進入基本公共服務體系的教育服務項目進行系統考察，各級政府為其提供相應的供給保障措施及機制。

近年來，學校課后服務的發(fā)展興起反映了社會發(fā)展的民生需求，未來能否將課后服務的基礎性看護功能納入“基本公共服務”范疇仍有待討論與完善。以已經列入國家公共教育的8項教育項目為例，“免費義務教育、農村義務教育學生營養(yǎng)改善、寄宿生生活補助、普惠性學前教育資助、中等職業(yè)教育國家助學金、中等職業(yè)教育免除學雜費、普通高中國家助學金、免除普通高中建檔立卡等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學雜費”均以“保障所有適齡兒童、青少年平等接受教育”為原則，為適應解決社會現實民生問題而設立，其保障的范圍不僅涉及義務教育階段，也涉及非義務教育階段有需要的兒童與青少年群體。因此，未來我國需要重視課后領域薄弱家庭、特殊群體基礎性看護問題，深化課后領域的深度公平。

三、中小學課后服務“一主多元”的制度選擇

對于供給保障制度困境的破解，不僅要建構科學合理的制度邏輯，還要強調組織及其中的行動者對于制度構建的積極能動作用。課后服務的非義務教育屬性、準公共服務屬性決定了其供給保障主體是多元化的。從政治哲學的角度來看，“公共服務供給主體多元化是對公共權力的分解及公共責任的分工”。因此，為提升供給保障的制度效率，需要在政府主導下，引導和激勵學校、家庭、社區(qū)和社會組織多主體共同參與課后服務的供給保障制度建設。“一主多元”重在強調以政府為主，構建多方參與的保障制度，規(guī)范平衡各方責任，發(fā)揮整體聯動效應，保障課后服務有序運行。

（一）政府：保障課后服務有效供給的主體責任

新公共服務理論認為，“責任意味著負責任地行動，需要按照預定的合宜的標準來行動。負責的現代合成意義就是職責，不僅包含法律責任，而且還包括道德責任”。對此，對于“政府主導”的課后服務供給保障，各級政府應該清晰地界定自己的職責，在公共服務中動態(tài)地扮演安排者、培育者、監(jiān)督者、協調者等多重角色。

在國家層面，政府不僅要擔負起維護兒童課后基本權益的法律責任、履行維護課后領域公平的職責；還要擔負起明確的保障適齡兒童課后權益的供給責任，統籌性跟蹤與完善課后服務保障依據、經費支付依據等制度設計與安排問題。

在省級層面，政府要積極提供課后服務保障的指導性方案，培育健全學校課后服務體系，確保課后服務的全覆蓋。“行政責任所要關注的是應該確保有效的行政行動”，對于課后服務保障涉及經費投入、資源吸納、安全風險等現實性問題，需要有針對性方案提供行動參考依據。例如，浙江省發(fā)改、教育部門提出“要加強對托管服務收費的指導。校內托管服務費可使用財政票據，由學校財務部門統一收取，納入學校財務統一管理，由學校根據實際支出列支，用于托管服務等開支”，使服務收費的依據性原則、要求更加清晰。北京市《關于加強中小學生課后服務的指導意見（試行）》規(guī)定“將學生參與課后服務納入校方責任險和附加無過失責任保險范圍”，為學校統籌提供責任風險規(guī)避方案。

作為學校課后服務供給保障的實踐運行協調者，地方政府的行政責任在于協調運轉課后服務供給保障的有序性。針對《指導意見》所提出的“要積極協調學校、社區(qū)、校外活動中心等資源，做好課后服務工作”，協調多方關系、引入共建共育的社會資源，對學校給予一校一案的資源配套，加快完善課后服務配套的多元功能體系。例如，上海市鼓勵學校采取統一跨區(qū)選課機制解決優(yōu)質課程的多元共享，借助不同學校資源優(yōu)勢實現學校課后服務利益最大化。杭州市充分整合群團資源，加強青少年宮與學校合作，開設拓展型課程197門；臨安區(qū)整合轄區(qū)資源，區(qū)文化館、博物館、圖書館每周都為學校課后服務提供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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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學校課后服務的監(jiān)督者，“行政部門的職責是以專業(yè)知識和行為規(guī)范為基礎”，教育行政部門要將課后服務供給保障實施具體化、專業(yè)化。

一是健全課后服務質量標準，健全課后服務質量評估制度，明確評價指標和評估方式，嚴格按照質量標準和評價指標對學校課后服務完成情況進行考核評估。深圳市將學生是否喜歡課后服務的學習與活動形式、內容，作為評判學校課后服務質量的重要標準。

二是對第三方服務機構進行質量把關，發(fā)揮好專業(yè)的監(jiān)管作用，督促監(jiān)管課后服務功能健全。深圳市對試點學校通過招標等方式，遴選有資質、非學科類的培訓機構或公益組織，進校園提供高質量的課后服務。

（二）學校：引導兒童課后多元發(fā)展的行動責任

當前，我國處于學校課后服務制度建設關鍵期，由學校發(fā)揮課后服務的“主渠道”作用，也就意味著學校是多方供給保障資源的最終聯結者、使用者。學校的供給保障責任在于學校要轉變課后發(fā)展理念，充分發(fā)揮學校育人的行動主體作用，基于現階段保障條件創(chuàng)新性地整合課后資源，探索課后服務供給模式，提升課后服務質量。

其一，基于保障資源探索課后服務供給模式。當前，我國課后服務賦予學校越來越多自主管理的可能與空間，學校要以此為契機探索更為多元的課后服務方式。在課后服務的推行中，上海市靜安區(qū)學校沒有將時間“一刀切”，采用“三段式”服務實行彈性制，家長和學生根據自身需求對“學習時刻”“自主時刻”“溫馨時刻”進行選擇分段或全程參與。伴隨課后供給責任明確、多重保障性條件的改善，我國的義務教育學校要更大膽地打破傳統課后“作業(yè)習題”式思維的束縛，主動探索科學的作業(yè)管理模式，打開學校時間與空間組合的多種可能。天津市和平區(qū)學校堅持“一生一策、精準扶困”原則，鼓勵教師在課后服務段布置分層作業(yè)、彈性作業(yè)和個性化作業(yè)；鄭州市鼓勵學校將課后服務與“雙減”結合、與“五項管理”結合。

其二，基于保障資源提升課后服務的供給質量。課后服務同樣承擔著育人職責，課后領域豐富多樣的活動對適齡兒童成長具有重要的作用，學生在離校前的時間是學校開展多樣活動的契機，要有效聯結課業(yè)與課后時空，促進學生的全面發(fā)展。在課后領域如何為學生提供優(yōu)質、高效、個性、多元的課后服務，需要廣大義務教育學校充分發(fā)揮育人行動主體的專業(yè)作用，積極擔責，開發(fā)與利用課后時間段，結合學生的發(fā)展需求與特點，提供高質量的課后服務供給。學校要開展形式更為多樣的服務活動，探索課內與課外相統一、相協調的育人方式，綜合培養(yǎng)學生能力素養(yǎng)，拓展學生思維視野，提升學生在校興趣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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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庭：積極關懷兒童健康成長的監(jiān)護責任

家長作為兒童的監(jiān)護人，在課后負有不可推卸的關懷、教育、監(jiān)護責任。國外一項對課后計劃進行追蹤的研究表明，學校課后發(fā)展計劃有利于兒童心理與社會化發(fā)展，但前提是孩子與家庭照顧者之間的關系是積極的，良好的家庭氛圍和關系會提升孩子們在課外活動中的積極體驗。這項研究強調了課后領域家庭教育與父母的不可替代性，家庭的作用不能“缺席”。學校對學生施加的影響是有限的，需要家校共同發(fā)揮作用。在學校課后服務的供給保障中，需要家長做合格的“合作者”“支持者”“參與者”。

其一，提升家庭對課后服務的支持理解與合作力度。課后服務中的家校合作是改進家校關系與方式、達成家校育人理念、減輕學業(yè)負擔的有力橋梁。“合作”是一個意義豐富的概念，如聯絡、協調、聯合、協作等。學校課后服務的開展，不能將課后的“看護、監(jiān)管”衍生成為從一方到另一方的壓力轉移，學校課后服務需要學校和家庭雙方合作達成共育與托管共識，共同探索課后育人方式。合作為課后服務供給保障的溝通、協作、聯合等打開了多維空間，家校共同達成利于兒童課后發(fā)展的育人共識，進行更為科學化的作業(yè)管理以及活動設計，這是對適齡兒童課后成長效益最大化的有益探索。

其二，提升家庭的課后參與質量是學校課后保障釋放壓力的重要出口。隨著家庭教育意識與觀念的發(fā)展進步，家庭不再是兒童教育中的被動卷入者，而是必不可少的參與者，范德堡大學“家校關系”實驗室的研究表明，要想讓家庭積極參與學校，應該使家長們相信他們應該參與，他們的參與能夠發(fā)揮作用，教師、學生和他們的孩子想要他們參與，而他們也有能力參與。學校課后服務的供給保障要集結更多家庭的力量，利用來自家庭的不同資源，以合理適宜的方式激勵家庭參與課后服務，如志愿者家長提供看護幫助，各行各業(yè)的家長提供專業(yè)知識與服務等。

（四）社區(qū)：提供共建共享課后資源的協同責任

新公共服務強調要提高公民權的重要地位和中心地位，并且把公眾視為負責任的公共行動的基礎。社區(qū)及其相關機構是學校課后服務富有成效的合作載體，社區(qū)成員有責任共同搭建和維護一個有助于兒童成長與發(fā)展的課后支持性環(huán)境。

其一，社區(qū)可以統籌多方資源，圍繞健康、看護、教育協助學校的課后供給保障。社區(qū)要積極通過多方力量吸納可利用的資源，搭建多單位、多機構共同參與的共建共育的社會育人平臺。美國馬里蘭州、伊利諾伊州和密歇根州等共計有三個學區(qū)的45所學校實施了學校發(fā)展項目，他們鼓勵由社區(qū)整合多方面的服務資源，形成一種“環(huán)繞式”學校發(fā)展理念，嘗試減輕學校供給保障壓力。我國可以逐步嘗試學校與社區(qū)建立對應幫扶關系，由社區(qū)根據對應學校在供給保障中的缺口問題，聯合社區(qū)力量尋找解決問題方案。

其二，發(fā)揮社區(qū)的輻射作用，擴展學生課后活動空間。國外一項研究通過觀察移民學生在學校表現發(fā)現，在社區(qū)課外活動中學習至關重要，學校只是傳統的、“其中之一”的學習環(huán)境，學生要提升綜合能力、優(yōu)化學業(yè)表現，還需積極拓展其他具有體驗功能的社區(qū)組織、博物館、公園、圖書館、家庭等情景。社區(qū)需要幫助學校搭建更為多元的社區(qū)服務空間，聯合青少年宮、科創(chuàng)中心、兒童活動中心等公益性校外活動場所，以服務于兒童及其家庭的需要。

其三，社區(qū)是有序組織民間力量、發(fā)揮公民志愿精神的有效組織。當前，我國尚處于課后服務發(fā)展的初步階段，需要基于供給責任建立多主體課后公共利益觀念。國外課后服務社區(qū)支持體系已經較為成熟，形成了較多可借鑒的經驗，社區(qū)聯合學校、家庭可以形成有利于兒童成長的外部環(huán)境。我國的社區(qū)組織發(fā)育比較遲緩，人們集聚于社區(qū)或共同體的服務意識、參與意識與責任意識還在發(fā)展之中，社區(qū)成員共同參與課后服務還沒有成為一種實踐層面的共識。但是在本次疫情中，以社區(qū)為單位的組織與家庭的聯系更為緊密，社區(qū)志愿服務建設的必要性正在被更多家庭接受與認可，提供有序多元的社區(qū)課后供給保障將成為可能。

本文轉自微信公眾號“中國教育學刊”（ID：zgjyxk），作者馬瑩，編輯蒲麗芳。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芥末堆立場，轉載請聯系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