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面對不同的文化風俗、等級制度、社會預(yù)期，選擇在國外學習工作的研究人員也必須去適應(yīng)。來源: Shutterstock
對于在國外學習工作的研究人員來說，文化差異同時帶來了激勵和挑戰(zhàn)。
Punam Amratia在肯尼亞長大，曾就讀當?shù)匾凰鴮W校，后來前往英國攻讀統(tǒng)計學學士學位和流行病學碩士學位。無論是肯尼亞還是英國，大家早已習慣了直言不諱。Amratia說，如果老師對她的工作不滿意就會直說， “'亂七八糟，回去重做！”
所以，當Amratia在2014年開始攻讀瘧疾流行病學博士時，她并不刻意掩飾自己的想法。Amratia在佛羅里達大學就讀的第一個月里，她所在的課題組召開了一次討論會，探討一篇她的導師正在審的論文。
Amratia記得她當時直接指出這篇文章是“垃圾”，不應(yīng)該發(fā)表。不同的是，一位來自美國的同事提煉了一些文章的優(yōu)點，指出了可以改進的部分。 Amratia的同事建議她圓滑一些。這次會議結(jié)束后，Amratia開始試著收斂她直率的性格。
除此之外，Amratia在與博士資格委員會成員打交道時也有問題，主要是她不熟悉美國人談話時提到的一些大眾文化。在一次社交活動中，她的同事們在談到一檔80年代風靡的電視節(jié)目時有說有笑，而沒概念的她只能保持沉默。
這樣的窘境讓Amratia很難與這些成員在工作外建立融洽關(guān)系，找他們咨詢問題更是讓Amratia尷尬不已。
在國外學習和工作面臨著很多機會，但一些處于職業(yè)生涯早期的科學家可能也面臨著各種挑戰(zhàn)，包括適應(yīng)不同的溝通方式，不同的工作場所以及科研制度。導師和年輕的研究員可以通過積極了解彼此的文化以及溝通工作預(yù)期來降低誤解的風險。
對文化差異保持敏感，避免無意間透露出成見也很重要。加拿大倫敦郡的西部大學教學支持中心 （Western University’s Teaching Support Centre）主任Nanda Dimitrov寫過關(guān)于如何指導跨文化研究生的文章，提出不能僅根據(jù)學生的背景文化就對學生做先入為主的判斷。
比如說，來自中國香港富裕家庭的學生和來自中國大陸農(nóng)村地區(qū)的學生看事物的角度會有不同。此外，個人觀念也千差萬別：Amratia認為英國人比美國人更直來直去，但別人并不這么想。Dimitrov指出，學生和導師之間的關(guān)系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包括性格，經(jīng)歷以及所在系和學科內(nèi)的工作文化。
有了國家政府和資助機構(gòu)的贊助，移居海外學習或工作已經(jīng)變得越來越普遍。根據(jù)2015年出版的《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科學報告：邁向2030年》（UNESCO Science Report: Towards 2030）所述，在海外接受高等教育的學生人數(shù)從1995年的170萬增加到2013年的410萬。
歐洲資助機構(gòu)的瑪麗·居里（Marie Sk?odowska-Curie）等項目旨在推廣這一做法，向在本國以外學習或工作的研究人員提供資助。從2003年到2010年，中國政府將留學獎學金數(shù)量從不到3000個增加到超過13000個。
根據(jù)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這份報告，為了獲得更高學歷而出國留學的學生大部分來自中亞，阿拉伯國家，撒哈拉以南非洲和西歐。最受博士留學生歡迎的目的地是美國，美國招收了全球近一半的理工科博士生留學生，其次分別是英國，法國和澳大利亞。
另一方面，也有許多實驗室不怎么遇到文化差異方面的問題。荷蘭烏得勒支大學（Utrecht University）的芬蘭籍植物生物學家Kaisa Kajala曾在英國，澳大利亞和美國學習工作過，她表示，“科研場所是高度國際化的地方，人們善于包容不同的文化?！?/p>
然而，一旦有誤會產(chǎn)生就必須要消除，因為對國際學生來說，不消除誤會的代價更大。如果研究時間比預(yù)期的要長，國際學生可能面臨難以延簽或付學費的問題。而課題組帶頭人可能會誤會學生的真實意圖，在學生求職時不作積極推薦，甚至決定在該生畢業(yè)后不再合作。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對領(lǐng)導力，溝通和反饋方式等方面的預(yù)期也有很大的落差。位于英國牛津的Rose Window 咨詢公司的總監(jiān)Andrew Spencer表示，“雖然不應(yīng)該抱有成見，但如果我們不嘗試理解不同文化的差異，我們就不能搞清楚行為背后的原因，不能直達誤解的根源”。
Andrew負責公司跨國貿(mào)易中的跨文化管理和溝通培訓計劃（合作伙伴包括施普林格-自然）。Andrew說，在荷蘭，人們會不加掩飾地給出負面反饋；而在日本，批評會更加委婉。 Andrew推薦了Erin Meyer于2014年出版的《文化版圖：打破全球商業(yè)隱形壁壘》（The Culture Map: Breaking Through the Invisible Boundaries of Global Business）一書，指出其中有更多例子。
不同文化的溝通方式差異巨大。來源: Hero Images/Getty
文化差異較突出的一個領(lǐng)域是對學生對導師的順從程度。Dimitrov說，一些來自尼日利亞，埃及和中國的留學生表示，在他們的祖國學生和老師的地位差異巨大，學生對導師的指示往往全盤接受，毫無爭辯。
但來自澳大利亞悉尼的一位高等教育獨立顧問Theresa Winchester-Seeto則表示，如果導師來自一個鼓勵師生辯論的國家，那他（她）可能會把學生從不質(zhì)疑的行為誤判為對工作缺乏興趣。
中國學生張克順（音譯）到德國康斯坦茨大學攻讀心理學博士之后就有過這種遭遇。張克順之前習慣了按老師的意見去做，但“德國的文化鼓勵你去爭論，去為自己爭取”。他現(xiàn)在已經(jīng)是博士后了，并與人合著了《中國博士生遇到德國導師 : 給博士新生的建議》（When a Chinese PhD Student Meets a German Supervisor: Tips for PhD Beginners）一書。
在導師的鼓勵下，他開始嘗試反駁。比如，如果他認為應(yīng)該用另一種統(tǒng)計方法分析數(shù)據(jù)，他會明說。在他博士第一年結(jié)束后，他的導師說：“哇，這一年里你總算學會說‘不’了?！?nbsp;
張克順還意識到，他應(yīng)當比在中國讀碩士時更加獨立地工作。在德國，他抓到一個博士后就會問一堆關(guān)于統(tǒng)計方法的問題。為此他的導師敦促他嘗試自己解決問題，實在無計可施了再尋求幫助。一開始，張克順覺得這么操作很困難，但逐漸喜歡上了這種做事方式。
來自中瑞典大學（Mid Sweden University）的輻射探測器科學家Salim Reza說，等級制度不嚴恰恰促進了自由溝通。當Reza從家鄉(xiāng)孟加拉國到瑞典攻讀研究生時，他才知道他不必稱呼教職人員“先生”或“教授”；在教授辦公室里也無需總是站著不敢坐。
這種平易近人的交流方式讓他可以隨時請教授闡明課題，或指出新的研究角度。Reza說，“我敢把最瘋狂的想法告訴導師，導師也會告訴我這個想法好或不好在哪里?！?/p>
導師還應(yīng)在學生入組時就提出對他們的期望。2008年出版的《西方研究生監(jiān)督指南》（The Western Guide to Graduate，西安大略大學教學支持中心）用評分表的形式收錄了一系列問題，包括研究課題和研究方法是由學生還是導師決定等。 Dimitrov說，學生和導師可以一起完成此表，決定答案并解決分歧。
來自克羅地亞的哺乳動物發(fā)育生物學家Davor Solter同時在美國新墨西哥州和緬因州擔任教職。他表示，作為一位在美國、德國和新加坡都待過的學術(shù)導師和課題負責人，自己從未遇到過文化差異的問題。他說，他的實驗室成員的原籍國與他們的學術(shù)表現(xiàn)無關(guān)。
眾說紛紜
有時候，溝通方式也會造成誤解。有些國家經(jīng)常使用“三段式反饋”——從贊美開始，提出改進建議，最后以鼓勵結(jié)束。Dimitrov說，有些學生的國家可能不太采用這種形式，他們會認為評論差不多都是正面的，建議可聽可不聽，甚至可以忽略。為了避免由此帶來的問題，學生可以在和導師討論后寫郵件記錄反饋和改進措施，讓導師可以澄清學生的誤解。
Dimitrov說，相反地，習慣了溫和反饋的學生一旦遇到了德國或荷蘭這種傾向于直接批評的文化，很容易受到一萬點傷害。Dimitrov建議高級研究人員和學生找出一種能接受的評價方式來避免分歧。此外，學生還可以和實驗室同事分享反饋，聆聽別人成功發(fā)表文章的激勵故事，這些都有助于學生化解沮喪的心情。
還讓一些研究人員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他們學習或工作的國家對待郵件的態(tài)度。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進化生物學博士后Laetitia Wilkins說，她家鄉(xiāng)瑞士的慣例是回復幾乎所有與工作相關(guān)的郵件。Wilkins說， “回工作郵件可以說是一項必須完成的任務(wù)?！?/p>
而加州的處理方式則隨意得多。有一次她給一名研究人員發(fā)郵件請求數(shù)據(jù)但沒有回音，一開始她惴惴不安，覺得自己做錯了什么或是對方不愿意合作。她也沒有再發(fā)郵件詢問，因為她說在瑞士這么做很沒禮貌。
直到后來她才意識到，對郵件視而不見或沒收到郵件在美國見怪不怪。如今，如果她發(fā)的郵件沒有回復，她會幾天后再發(fā)一次，第二次通常會收到比較滿意的回復。
其他科學家還發(fā)現(xiàn)，每個國家對社交的重視程度也不盡相同。對來自孟加拉國的Reza來說，工作時間通常沒有什么茶歇。但在瑞典，他意識到每天參與咖啡休息時間（稱為fika）非常重要。Reza說， “我們都超愛fika”。一起喝咖啡的機會讓大家可以計劃社交活動，聆聽其它組的進展，探討研究中遇到的問題。
一些科學家也積極擁抱新環(huán)境的工作節(jié)奏。來自美國的生態(tài)學家Christine Lucas前往烏拉圭擔任博士后，現(xiàn)在是位于派桑杜（Paysandú）的共和國大學（University of the Republic）的一名教職人員。她發(fā)現(xiàn)烏拉圭的同事很善于保持良好的工作生活平衡。
在她懷孕后，她很容易就把博士后入職時間推遲了幾個月；而后開始博士后時，她也能靈活安排工作時間，申請在家工作或減少項目外出要求。在她看來，美國的博士后朋友面對的壓力要大得多，同事之間總是抬頭不見低頭見，發(fā)文章的目標也異常艱巨。
無論是迎接國際學生加入，或是前往別的國家工作，科學家都可以通過不妄加批判讓過渡階段更加順暢。 Amratia說，人們有時會指責另一個國家的學生“沒禮貌”，但“在這些學生的文化中，這不是沒禮貌的行為”。
研究人員還應(yīng)記住，自己國家的習俗不一定是最好的。Solter認為自己的克羅地亞背景很有幫助：“當你來自一個小國家時，你不會要求每個人都按你方式做事。只要沒有嚴重影響實驗室的其他人，我并不在意別人和我有什么不一樣?！?/p>
文化課程：許多資源都對國際留學生，博士后和他們的導師開放。
The Culture Map (PublicAffairs, 2014) and blog posts by Erin Meyer
Cheat Sheet to 10 Cultural Codes From Around the World e-book by Andy Molinsky
Managing Cultural Diversity in Technical Professions by Lionel Laroche (Butterworth Heinemann, 2002)
原文以How to fit in when you join a lab abroad為標題，發(fā)布在2018年5月23日的《自然》職業(yè)專題上
本文轉(zhuǎn)自微信公眾號“Nature自然科研”，原文作者Roberta Kwok。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芥末堆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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