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9月23日，對許多人來說，只是中秋節(jié)的前一天。

而就在這一天，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香港中文大學前校長高錕先生（Charles Kuen Kao）在香港逝世，享年84歲。

新聞里回憶起他，多數(shù)提及他是“光纖之父”，“是開發(fā)和應用光纖技術的先驅，為現(xiàn)代通訊科技帶來革命性的變化”，如果沒有他，今天的互聯(lián)網(wǎng)不知會是什么樣子。

高錕（左）諾貝爾領獎現(xiàn)場

但對另一些人來說，更重要的，他是一位那樣可愛又可敬的老校長。

梁文道是其中之一，他的老同學周保松也是。

當年曾任《中大學生報》校園版編輯的周保松，在一篇懷念高校長的文里說：“我希望，當時光逝去，人們說起高錕時，不要只記著他是光纖發(fā)明人、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還能記著他是我們的老校長，是一位真正的教者?！?br/>

做校長多年，高錕校長并沒有留下太多動聽漂亮的名句，但他留下的每一句，今天聽來都格外令人觸動，比如他曾說，“什么都反對，才像學生哩?！?/p>

1 我的「非典型」大學生活

香港的窗外車水馬龍，但是在我的房間里，我卻忽然想起了幾乎快要30年前的往事。

那個時候我還在讀大學，說到從大學到研究生那八年的時光，大概是我目前為止最快樂最自由的一段時光。

很多朋友來信或留言問我一些關于在學校里的問題，比如學校里的生活該如何度過，該做些什么，我常常覺得我的答案可能并不太標準或并不恰當，因為我在大學的時候，過的是一個非常不典型的大學生生活。而我所在的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當年也不是一所很典型的今天我們在中國常見的大學環(huán)境。

那個時候我是一個典型意義下的壞孩子、壞學生，常常不上課，我的最高記錄是曾有一整年只上過三節(jié)課，幾乎所有的課都逃掉了，連那種必須要上的分組討論的導修課都不上。

所以，那一年的成績也糟糕到一個程度，學校甚至發(fā)出警告信，警告我下一年的上學期再是如此，就要趕我出校了。

但那個時候的我在干什么？其實我是在讀書。

那時候，我常常晚上去圖書館，看書看到圖書館打烊。隨后我就回宿舍繼續(xù)看書，或者和宿舍同學聊天。

夜深的時候大家也都睡了，我就繼續(xù)看書，看到天亮。幾乎像吸血鬼一樣，天一亮才趕緊合上窗簾睡覺，睡到下午一兩點起來，再到學校食堂后露天處，吸煙喝啤酒，和學校的工友們聊天。

2 那個時候的老師真“奇怪”，對逃課、改試題的搗蛋學生也格外寬容

那個時候我讀書，讀的多半都是自己喜歡的書，不過也全都和我的專業(yè)哲學相關。

說起修哲學，雖然我選了一門課是我喜歡的主修，但是實際上我在對付課程的要求上，也都是馬馬虎虎。

有些課上到一半覺得沒什么意思，或者認為老師教得不好，我就不上了，到最后甚至連學期末的作業(yè)也不交，考試也不去。

有時候就算去了考試，但假如我看到試題的三道題目里，有兩個問題老師問得不對，我就會修改試題，說明這個問題問錯了，正確的方法應該這么問，再把我認為應該正確的提問方式寫在下面，最后就只挑其中一題，我覺得老師出得很不錯的題目作答。

那時候最奇怪的是，老師居然也特別寬容，在這種情況底下，還能給我分數(shù)而且還讓我合格。

有些時候，上的課讓我非常滿意，就選了一個論文題目，但是因為覺得自己當下要處理這個題目太過困難，于是我就向老師申請這學期這門課可以給零分，反正之后我還會再補交論文，因為我讀書不是為了求分數(shù)，而是為了求學問的。

過了一兩年，我還真交了一份論文給當時的授課老師，難得這位老師居然還認真地寫了好幾頁的意見回復我，認為我這篇論文寫得不錯，要是早一年多交，肯定能拿到最高分。

到了最后，我這種成績和表現(xiàn)的學生，肯定連畢業(yè)都困難，最終僅僅是勉強畢業(yè)三級榮譽，可我居然還想考研。

隔了一年回學?？佳械臅r候，我的成績原本根本過不了，必須要學校的系主任和文學院院長開會特批。

他們就把我叫過去，給我安排了一場特別的面試。那幾位老師其實對我都相當不錯，回想起來那時候倒是我態(tài)度非常囂張。

我記得我們文學院院長針對我想做的研究題目提了一些問題，我認為他外行，反而拿來挖苦、嘲笑了他一番，當著面這么做，其他在場的學校高層聽了后也就笑了，后來也就取錄了，這真是非常奇怪。

那個時候學校的老師，對學生似乎特別寵愛。

當時中文大學還是按照英式的學院制，我所就讀的崇基學院的院長是位神學家，是個宗教學者，人特別好。有時我們朝他惡作劇，拿著很幼稚的玩具水槍，里面裝著特制的墨水，就往院長身上噴，還喊著“院長小心看槍！”

然后，他就看到自己白色的襯衫上黑了一片，當場很尷尬，但也只是對著我們傻笑，說著“同學真是活潑”，居然也就算了。

為什么那個時候，我們學校會這樣子對待學生，這是我后來一直都很難理解的一件事情。

不過仔細想想也不奇怪，因為當時我們的校長就是這樣一位開明，且寬容的人。他就是9月23日，以84歲高壽去世的高錕教授。

3 可惜那時候，我們還沒認識到他的可敬

說到高錕先生，今天如果你在新聞上看到他的消息，大概會知曉他是“光纖之父”，是2009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的得主。

“光纖之父”，當然是很偉大的成就。今天我在香港的家中錄音，能夠把這檔節(jié)目準確迅速地傳到你的耳中，全部都要靠互聯(lián)網(wǎng)，而整個全球互聯(lián)網(wǎng)最基本的硬體建設部分，便離不開光纖。

可以大膽點說，如果沒有高錕先生在1966年發(fā)表的那篇《光頻率介質(zhì)纖維表面波導》的重要論文，今天的互聯(lián)網(wǎng)存不存在，或者是什么模樣，都是很難想象的一件事情。

更為難得的是，高錕教授當年如此重大的創(chuàng)造發(fā)明，他卻一輩子都沒有用自己的研發(fā)申請過專利。

曾有媒體記者收集他，問他是否后悔，如果當年申請了專利，那他今天就可能是暴富了。他的回答是，我沒有后悔，也沒有怨言，如果事事以金錢為重，那就一定不會有光纖技術成果。

事實上他到了晚年，在他神志還清醒的時候，他還一直有個心愿——就是希望全世界都能夠逐漸降低光纖通訊的成本，讓70億人都能夠享有免費上網(wǎng)。他就是這樣一個人。

我在讀大學之時，正是高錕先生擔任香港中文大學校長的時期，但對于當時我們這群學生，并不清楚他的創(chuàng)發(fā)、他的研究，會對我們帶來什么樣的影響。

我不太理解他所做的光纖是怎么回事，同樣我也不知道他在學術界有什么了不起的成就，更不知曉他那種高風亮節(jié)，純粹為了學術而生的精神。當時我們只知道，他是一位永遠看起來樂呵呵，非常慈祥，常常被我們開玩笑，甚至被我們戲弄的，一位很可敬的長者。

只不過那時候，我們還尚未認識到他的可敬。

那時我常常跑到行政樓的校長辦公室那層上廁所，我偶爾在洗手間碰到他，就很隨意地跟他打招呼，他也總是很謙和地傻傻微笑，直到今天我都還記得他的那種笑容。

4 “一事無成”的校長，卻站在了滿是反叛精神的學生這一邊

關于這位老校長，我曾經(jīng)寫過一篇文章回憶他，但是其實我的老同學，現(xiàn)在香港中文大學政治系的教授周保松，有一篇寫得更為詳實的文章——叫做《真正的教者——側記高錕校長》，其中就說到當年發(fā)生在校長和我們學生身上的一些事情。

那個時候，周保松兄在我們學校的一份學生報——《中大學生報》擔任編輯。

梁文道（左）與周保松（中）

《中大學生報》和中大學生會是兩個相對獨立的機構，學生報編輯部和學生會內(nèi)閣，都是我們?nèi)W生一人一票直接選舉出來的，而且按照傳統(tǒng)，學生報與學生會通常是互相監(jiān)督、互不相讓的。

那時大家唯一比較共通之處，是整所學校充滿了一股反叛精神。

比如像我這種學生就很“反叛”，但我這種反叛是屬于“逍遙派”的反叛，而我們有些同學的反叛則是參與社會運動的反叛。

我當年曾很瞧不起那些“搞運動”的人，認為他們書都沒讀好，這些實踐都是沒有理論基礎的。

而他們則認為，我這種人光會玩、光會說、光會看書，卻不懂得實踐的重要性。只有實踐才能改變世界。

雖然大家曾鬧得很不開心，但也不打不相識，現(xiàn)在都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

周保松兄在他這篇文章中記錄，1993年之時，他在中大學生報當編輯，那個時候他們?nèi)ピL問高校長，然后和高校長提到各種各樣學校運動的情況，要聽聽校長怎么說。

校長當時就對他說，其實我是同情學生的，學生們要表達自己的意見，要參與社會，這都是很不錯的。如果我是教授，我肯定可以表態(tài)，但問題是我是校長，我需要保持中立。

周保松兄回憶，高錕先生一直非常直接坦率。

同在1993那一年，3月份的時候，當時還是港英年代的香港，中央政府就曾經(jīng)委任過幾批港事顧問，為九七之后做過渡安排。

當時我們一群學生都對于我們的校長接受委任，感到非常不滿和憤怒。因為我們認為，校長的身份應該是高度獨立的，不應該接受這種政治委任。

一時群情洶涌，3月31日我們甚至在學校舉辦了一場論壇，在中文大學的圖書館前——被我們稱作“烽火臺”的地方舉行，聽名字就知道來勢洶洶。

當時有一千多位學生和老師出席，校長坐一邊，另一邊是學生會的主席。中間由學生擔任主持，學生們就一個個輪流逼問校長，為什么要接受中央政府的委任，我們當時覺得，這就是為了香港未來的利益。

后來還有學生傳上了一個紙制的傳聲筒給校長，諷刺他是“政府的傳聲筒”，表達學生們的不滿。

事后，學生報再去收集高校長，詢問他怎么看待學生的示威，他答，學生當然有權示威抗議。

就在高校長接受港事顧問的委任之后一年，周保松又在學校的學生報寫了一篇文章，談論高校長這一年來到底做了哪些事情，還定下標題：“校長一事無成”，在文章中猛烈地批評高錕。

但是很奇怪，學生報后來繼續(xù)訪問他，他如常接受訪問，而且每年還寫一封信給學生報，感謝學生報和同學們的付出和努力。

而且因為他知道很多做學生報或者做學生會的學生不像我們一般學生，我們放暑假后很多人會去打工賺錢，但是許多學生會、學生報的學生放假的時候還要忙著搞運動，是沒有機會出去打零工的。

于是，高校長就從私人賬戶拿出2萬塊錢，每年都資助一些生活條件不太好的同學。

可是當時很多同學并不領情，覺得學校的行政單位以校長為代表，行政單位是體制派，我們學生永遠要站在“反體制”的那一面，我們的本質(zhì)就是要批判學校。

周保松與中大學生報的同學們

每個月的學生報仍然大肆批評校方，而高校長不止看過，而且他還會要求下屬把這些評論和批評收集起來，影印分發(fā)給被批評的各所學院或者各個行政部門，讓他們做檢討，看看學生的說法有沒有道理。

接下來就是一次更嚴重的事故了。

5 “學校的教育就是要培養(yǎng)敢于挑戰(zhàn)權威，能夠獨立思考的年輕人”

我們學校每隔三年有一場開放日，歡迎全香港的公眾都可以來中文大學參觀，學校也會做出很多展示，告訴全香港人這三年我們學校到底做了些什么，好讓大家明白納稅人的錢沒有白花。

既然要達到這樣的效果，很難免，學校里就要做出很多盡量標榜學校事跡的展覽和呈現(xiàn)。

1993年的11月13日，又是一次開放日。就在這次開放日的典禮上，很多重要的貴賓、港英政府的高官名流、香港的富商都來了，高錕校長正要上臺致辭，忽然這時候，就有一幫更激進的學生沖出來搶麥克風。

我的另一位好朋友，后來是環(huán)保運動中非常重要的一位領軍人物——盧思騁，他就沖出來送了一個用避孕套套住的學生娃娃給高錕，用以諷刺我們學生都被“包裝”成安全無害的樣子。

學生搶走了校長的麥克風，還有人扯了一條長長的橫幅，遮蓋住舞臺后面的中大?；?，這個橫幅標語上赫然寫著：兩天虛假景象演示中大衰相。

以此痛罵校方，認為中大做這樣的開放日，根本就是勞民傷財，蒙騙社會，其實我們學校已經(jīng)爛得一塌糊涂等等。當時的場面已陷入極度混亂。

校長只能匆匆致完詞，就被保安送走，一大堆在外等候的媒體記者便蜂擁追堵，周保松也在其中，他沖上去拿著麥克風就質(zhì)問校長：校方會不會處分示威的同學？

高校長忽然回頭，頓了一頓，他說：處分？我為什么要處分我的學生？他們有表達自己意見的自由。

后來我們才曉得，事后媒體報道都批判我們學生“給臉不要臉”，多數(shù)學校的行政高層也都主張要處分當天鬧事的學生。可是高校長強硬反對，他一個人把所有要處分學生的意見都壓了下去。

很多年之后，高校長夫人黃美蕓女士才在一個收集里說到，原來當天校長回去之后，晚上也看到了電視新聞里報道的混亂場面。

他當時就對他的夫人說：你看，什么都反對，這才像學生。

在后來的一次收集中，高校長說：

“學生一定要這么做，不然我聽不到新的思想。

學校的教育就是要培養(yǎng)敢于挑戰(zhàn)權威，能夠獨立思考的年輕人，千萬不能夠盲目相信權威和專家。

人家說我是‘光纖之父’，我是光纖的專家，但是假如我告訴你光纖1000年之后還會被應用，你能相信嗎？你要有自己獨立的思考和判斷。”

2004年，高校長不幸患上了阿爾茨海默癥，記憶逐漸喪失。

乃至于到了2009年，當他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時候，他也近乎處在一個不太清楚是什么狀況的情境底下了。

偶爾回到校園，或在外面看見他與他的夫人，永遠都是那么恩愛的拖著手。逐漸失去記憶力的校長，越來越像一位很可愛慈祥的老人家，臉上掛著像小孩一般的笑容。

很多年之后，我在一些場合見到他，喊他高校長，他就只是笑。

他肯定不再知道我們是誰，甚至不記得自己曾當過一所大學的校長，也不記得自己曾經(jīng)拿過諾貝爾物理學獎。

他不會記得自己曾經(jīng)發(fā)明了光纖，更不知道我們這些學生到了今天，是如何地感激他。

沒有你，校長，我不會有今天。

現(xiàn)在你走了，但是我一抬頭，如果用一個望遠鏡，說不定我能看到那顆用你的名字命名的小行星。你一直都在那里。 

本文轉自微信公眾號“看理想”。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芥末堆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