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傅聰回國,為上海音樂會做準備,父子二人在琴旁切磋
本刊編者要我談談傅聰的成長,認為他的學習經過可能對一般青年有所啟發(fā)。當然,我的教育方法是有缺點的;今日的傅聰,從整個發(fā)展來看也跟完美二字差得很遠。但優(yōu)點也好,缺點也好,都可供人借鏡?,F在先談談我對教育的幾個基本觀念:
第一,把人格教育看做主要,把知識與技術的傳授看做次要。童年時代與少年時代的教育重點,應當在倫理與道德方面,不能允許任何一樁生活瑣事違反理性和最廣義的做人之道;一切都以明辨是非,堅持真理、擁護正義,愛憎分明,守公德,守紀律,誠實不欺,質樸無華,勤勞耐苦為原則。
第二,把藝術教育只當做全面教育的一部分。讓孩子學藝術,并不一定要他成為藝術家。盡管傅聰很早學鋼琴,我卻始終準備他更弦易轍,按照發(fā)展情況而隨時改行的。
第三,即以音樂教育而論,也決不能僅僅培養(yǎng)音樂一門,正如學畫的不能單注意繪畫,學雕塑學戲劇的,不能只注意雕塑與戲劇一樣,需要以全面的文學藝術修養(yǎng)為基礎。
以上幾項原則可用具體事例來說明。
傅聰三歲至四歲之間,站在小凳上,頭剛好伸到和我的書桌一樣高的時候,就愛聽古典音樂。只要收音機或唱機上放送西洋樂曲,不論是聲樂是器樂,也不論是哪一樂派的作品,他都安安靜靜的聽著,時間久了也不會吵鬧或是打瞌睡。我看了心里想:“不管他將來學哪一科,能有一個藝術園地耕種,他一輩子受用不盡?!蔽沂谴媪诉@種心,才在他七歲半,進小學四年級的秋天,讓他開始學鋼琴的。
過了一年多,由于孩子學習進度快速,不能不減輕他的負擔,我便把他從小學撤回。這并非說我那時已決定他專學音樂,只是認為小學的課程和鋼琴學習可能在家里結合得更好。傅聰到十四歲為止,花在文史和別的學科上的時間,比花在琴上的為多。英文、數學的代數、幾何等等,另外請了教師。本國語文的教學主要由我自己掌握:從孔、孟、先秦諸子、國策、左傳、晏子春秋、史記、漢書、世說新語等等上選材料,以富有倫理觀念與哲學氣息、兼有趣味性的故事、寓言、史實為主,以古典詩歌與純文藝的散文為輔。用意是要把語文知識、道德觀念和文藝熏陶結合在一起。我還記得著重向他指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專制政府的荒謬,也強調“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一類的民主思想,“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那種有關操守的教訓,以及“吾日三省吾身”,“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三人行,必有吾師”等等的生活作風。教學方法是從來不直接講解,是叫孩子事前準備,自己先講;不了解的文義,只用旁敲側擊的言語指引他,讓他自己找出正確的答案來;誤解的地方也不直接改正,而是向他發(fā)許多問題,使他自動發(fā)覺他的矛盾。目的是培養(yǎng)孩子的思考能力與基本邏輯。不過這方法也是有條件的,在悟性較差,智力發(fā)達較遲的孩子身上就行不通。
九歲半,傅聰跟了前上海交響樂隊的創(chuàng)辦人兼指揮,意大利鋼琴家梅百器先生,他是十九世紀大鋼琴家李斯特的再傳弟子。傅聰在國內所受的唯一嚴格的鋼琴訓練,就是在梅百器先生門下的三年。
一九四六年八月,梅百器故世。傅聰換了幾個教師,沒有遇到合適的;教師們也覺得他是個問題兒童。同時也很不用功,而喜愛音樂的熱情并未稍減。從他開始學琴起,每次因為他練琴不努力而我鎖上琴,叫他不必再學的時候,每次他都對著琴哭得很傷心。一九四八年,他正課不交卷,私下卻亂彈高深的作品,以致楊嘉仁先生也覺得無法教下去了;我便要他改受正規(guī)教育,讓他以同等學力考入高中(大同)附中。我一向有個成見,認為一個不上不下的空頭藝術家最要不得,還不如安分守己學一門實科,對社會多少還能有貢獻。不久我們全家去昆明,孩子進了昆明的粵秀中學。一九五〇年秋,他又自作主張,以同等學力考入云南大學外文系一年級。這期間,他的鋼琴學習完全停頓,只偶爾為當地的合唱隊擔任伴奏。
可是他學音樂的念頭并沒放棄,昆明的青年朋友們也覺得他長此蹉跎太可惜,勸他回家。一九五一年初夏他便離開云大,只身回上海(我們是四九年先回的),跟蘇聯籍的女鋼琴家勃隆斯丹夫人學了一年。那時(傅聰十七歲)我才肯定傅聰可以專攻音樂;因為他能刻苦用功,在琴上每天工作七八小時,就是酷暑天氣,衣褲盡濕,也不稍休;而他對音樂的理解也顯出有獨到之處。除了琴,那個時期他還另跟老師念英國文學,自己閱讀不少政治理論的書籍。五二年夏,勃隆斯丹夫人去加拿大。從此到五四年八月,傅聰又沒有鋼琴老師了。
五三年夏天,政府給了他一個難得的機會:經過選拔,派他到羅馬尼亞去參加“第四屆國際青年與學生和平友好聯歡節(jié)”的鋼琴比賽;接著又隨我們的藝術代表團去民主德國與波蘭做訪問演出。他表演的蕭邦受到波蘭專家們的重視;波蘭政府并向我們政府正式提出,邀請傅聰參加一九五五年二月至三月舉行的“第五屆蕭邦國際鋼琴比賽”。五四年八月,傅聰由政府正式派往波蘭,由波蘭的老教授杰維茨基親自指導,準備比賽節(jié)目。比賽終了,政府為了進一步培養(yǎng)他,讓他繼續(xù)留在波蘭學習。
▲1954年,在波蘭華沙為比賽做準備的傅聰
在藝術成長的重要關頭,遇到全國解放,政府重視文藝,大力培養(yǎng)人才的偉大時代,不能不說是傅聰莫大的幸運;波蘭政府與音樂界熱情的幫助,更是促成傅聰走上藝術大道的重要因素。但像他過去那樣不規(guī)則的、時斷時續(xù)的學習經過,在國外音樂青年中是少有的。
蕭邦比賽大會的總節(jié)目上,印有來自世界各國的七十四名選手的音樂資歷,其中就以傅聰的資歷最貧弱,竟是獨一無二的貧弱。這也不足為奇,西洋音樂傳入中國為時不過半世紀,師資的缺乏是我們的音樂學生普遍的苦悶。
在這種客觀條件之下,傅聰經過不少挫折而還能有些少成績,在初次去波蘭時得到國外音樂界的贊許,據我分析,是由于下列幾點:(一)他對音樂的熱愛和對藝術的嚴肅態(tài)度,不但始終如一,還隨著年齡而俱長,從而加強了他的學習意志,不斷的對自己提出嚴格的要求。無論到哪兒,他一看到琴就坐下來,一聽到音樂就把什么都忘了。
(二)一九五一、五二兩年正是他的藝術心靈開始成熟的時期,而正好他又下了很大的苦功:睡在床上往往還在推敲樂曲的章節(jié)句讀,斟酌表達的方式,或是背樂譜,有時竟會廢寢忘食。手指彈痛了,指尖上包著橡皮膏再彈。五四年冬,波蘭女鋼琴家斯曼齊安卡到上海,告訴我傅聰常常十個手指都包了橡皮膏登臺。
(三)自幼培養(yǎng)的獨立思考與注重邏輯的習慣,終于起了作用,使他后來雖無良師指導,也能夠很有自信的單獨摸索,而居然不曾誤入歧途——這一點直到他在羅馬尼亞比賽有了成績,我才得到證實,放了心。
(四)他在十二三歲以前所接觸和欣賞的音樂,已不限于鋼琴樂曲,而是包括多種不同的體裁不同的風格,所以他的音樂視野比較寬廣。
(五)他不用大人怎樣鼓勵,從小就喜歡詩歌、小說、戲劇、繪畫,對一切美的事物美的風景都有強烈的感受,使他對音樂能從整個藝術的意境,而不限于音樂的意境去體會,補償了我們音樂傳統(tǒng)的不足。不用說,他感情的成熟比一般青年早得多;我素來主張藝術家的理智必須與感情平衡,對傅聰尤其注意這一點,所以在他十四歲以前只給他念田園詩、敘事詩與不太傷感的抒情詩;但他私下偷看了我的藏書,不到十五歲已經醉心于浪漫底克文藝,把南唐后主的詞偷偷的背給他弟弟聽了。
(六)我來往的朋友包括多種職業(yè),醫(yī)生、律師、工程師、科學家、音樂家、畫家、作家、記者都有,談的題目非常廣泛;偏偏孩子從七八歲起專愛躲在客廳門后竊聽大人談話,揮之不去,去而復來,無形中表現出他多方面的好奇心,而平日的所見所聞也加強了和擴大了他的好奇心。家庭中的藝術氣氛,關切社會上大小問題的習慣,孩子在長年累月的浸淫之下,在成長的過程中不能說沒有影響。我們解放前對蔣介石政權的憤恨,朋友們熱烈的政治討論,孩子也不知不覺的感染了。十四歲那年,他因為頑劣生事而與我大起沖突的時候,居然想私自到蘇北去參加革命。
遠在一九五二年,傅聰演奏俄國斯克里亞賓的作品,深受他的老師勃隆斯丹夫人的稱賞,她覺得要了解這樣一位純粹斯拉夫靈魂的作家,不是老師所能教授,而要靠學者自己心領神會的。五三年他在羅馬尼亞演奏斯克里亞賓作品,蘇聯的青年鋼琴選手們都為之感動得下淚。未參加蕭邦比賽以前,他彈的蕭邦已被波蘭的教授們認為“富有蕭邦的靈魂”,甚至說他是“一個中國籍貫的波蘭人”。比賽期間,評判員中巴西的女鋼琴家,七十高齡的塔里番洛夫人對傅聰說:“富有很大的才具,真正的音樂才具。除了非常敏感以外,你還有熱烈的、慷慨激昂的氣質,悲壯的感情,異乎尋常的精致,微妙的色覺,還有最難得的一點,就是少有的細膩與高雅的意境,特別像在你的《瑪祖卡》中表現的。
我歷任第二、三、四屆的評判員,從未聽見這樣天才式的《瑪祖卡》。這是有歷史意義的:一個中國人創(chuàng)造了真正《瑪祖卡》的表達風格。”英國的評判員路易士·坎特訥對他自己的學生們說:“傅聰的《瑪祖卡》真是奇妙,在我簡直是一個夢,不能相信真有其事。我無法想象那么多的層次,那么典雅,又有那么多的節(jié)奏,典型的波蘭瑪祖卡節(jié)奏?!币獯罄u判員,鋼琴家阿高斯蒂教授對傅聰說:“只有古老的文明才能給你那么多難得的天賦,蕭邦的意境很像中國藝術的意境?!?img title="" alt="3.jpg" src="http://cdn.jiemodui.com/img/Public/Uploads/item/20180930/1538279577882867.jpg"/>
▲1955年,獲獎后的傅聰為觀眾簽名
這位意大利教授的評語,無意中解答了大家心中的一個謎。因為傅聰在蕭邦比賽前后,在國外引起了一個普遍的問題:一個中國青年怎么能理解西洋音樂如此深切,尤其是在音樂家中風格極難掌握的蕭邦?我和意大利教授一樣,認為傅聰這方面的成就大半得力于他對中國古典文化的認識與體會。只有真正了解自己民族的優(yōu)秀傳統(tǒng)精神,具備自己的民族靈魂,才能徹底了解別個民族的優(yōu)秀傳統(tǒng),滲透他們的靈魂。
五六年三月間南斯拉夫的報刊《政治》(Politika)以《鋼琴詩人》為題,評論傅聰在南國京城演奏莫扎特和蕭邦兩支鋼琴協奏曲時,也說:“很久以來,我們沒有聽到變化這樣多的觸鍵,使鋼琴能顯出最微妙的層次的音質。在傅聰的思想與實踐中間,在他對于音樂的深刻的理解中間,有一股靈感,達到了純粹的詩的境界。傅聰的演奏藝術,是從中國藝術傳統(tǒng)的高度明確性脫胎出來的。他在琴上表達的詩意,不就是中國古詩的特殊面目之一嗎?他鏤刻細節(jié)的手腕,不是使我們想起中國冊頁上的畫嗎?”的確,中國藝術最大的特色,從詩歌到繪畫到戲劇,都講究樂而不淫,哀而不怨,雍容有度,講究典雅,自然;反對裝腔作勢和過火的惡趣,反對無目的的炫耀技巧。而這些也是世界一切高級藝術共同的準則。
但是正如我在傅聰十七歲以前不敢肯定他能專攻音樂一樣,現在我也不敢說他將來究竟有多大發(fā)展。一個藝術家的路程能走得多遠,除了苦修苦練以外,還得看他的天賦;這潛在力的多、少、大、小,誰也無法預言,只有在他不斷發(fā)掘的過程中慢慢的看出來。傅聰的藝術生涯才不過開端,他知道自己在無窮無盡的藝術天地中只跨了第一步,很小的第一步;不但目前他對他的演奏難得有滿意的時候,將來也遠遠不會對自己完全滿意,這是他親口說的。
▲1959年,傅聰在歐洲
我在本文開始時已經說過,我的教育不是沒有缺點的,尤其所用的方式過于嚴厲,過于偏急;因為我強調工作紀律與生活紀律,傅聰的童年時代與少年時代,遠不如一般青少年的輕松快樂,無憂無慮。雖然如此,傅聰目前的生活方式仍不免散漫。他的這點缺陷,當然還有不少別的,都證明我的教育并沒完全成功。可是有一個基本原則,我始終覺得并不錯誤,就是:做人第一,其次才是做藝術家,再其次才是做音樂家,最后才是做鋼琴家(我說“做人”是廣義的:私德、公德,都包括在內;主要對集體負責,對國家、對人民負責)。或許這個原則對旁的學科的青年也能適用。
本文轉自微信公眾號“谷米文化”,作者傅雷。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芥末堆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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