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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六點半起床，七點一刻出門，到學校還得早自習，然后這一天的課程，回來六張卷子，還得寫作業(yè)，回頭咱學習成績是弄上去了，整個身體壞了值當嗎？”

這是電視劇《小別離》中的臺詞，也是現(xiàn)實生活中很多中國學生的真實寫照。學校題海，回家特訓，考試玩命，假期補課，一代人這樣長大，卻又看著身邊的孩子這樣長大。

為了給學生松綁，國家做出了很多努力。2018年底，教育部等九部門聯(lián)合發(fā)布《關于印發(fā)中小學生減負措施的通知》，對學校、校外培訓機構、家庭和政府這四大主體提出了30條減負措施，被稱為史上最嚴最全最細致。

減負失敗了那么多次，這一次能成功嗎？

減負減負，越減越重

中小學生的減負問題并非最近才走進公眾視野。早在1955年7月，教育部就發(fā)布了《關于減輕中小學生過重負擔的指示》，這也是新中國第一道“減負令”。

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從1955年至今，國家層面以專門文件方式發(fā)布的“減負令”有十余道。再加上各地出臺的減負政策，已發(fā)布的“減負令”多達上百道。

從各個年代的減負措施中，可以看出不同的時代特征和教育觀念的轉變。在2000年以前，“減負令”強調校內減負，要求學?？s短在校時間、減少考試次數(shù)，教師改進教學方法、減少作業(yè)量等。

校內很累，校外也不輕松，校外補課更是家常便飯。所以近年來，“減負令”除了重申和調整原有的減負措施，還增加了校外培訓機構這一新的減負主體。

然而，減負喊了大半個世紀，卻似乎一直停留在紙面上，中小學生的學業(yè)負擔不僅沒有得到緩解，反而進一步加重。

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先后于2005年、2010年和2015年在全國十個省市進行了三次“中國少年兒童發(fā)展狀況”調查，結果顯示：00后中小學生在校時間更長，且超標人數(shù)比例居高不下；做家庭作業(yè)時間較95后學生有所縮短，但仍然超標；上課外班時間更是顯著增加。

值得一提的是，從2005年到2015年，無論是學習日還是休息日，幾乎都有一半以上的中小學生在校時長、做家庭作業(yè)時長超標，休息日超標情況更加嚴重。披星戴月學習、寫作業(yè)到深夜，是中小學生的生活常態(tài)。

十年前的學生把漫畫書藏在作業(yè)中偷偷翻閱，現(xiàn)在的學生做作業(yè)時也少不了偷偷來一局王者，吃一把雞。坐在書桌前，明明有堆成山的作業(yè)做不完，卻又忍不住想玩手機，只能向睡眠要時間。

過重的學業(yè)負擔擠壓了休息娛樂，休息不好也成了常態(tài)。2015年“中國少年兒童發(fā)展狀況”調查數(shù)據(jù)顯示，學習日有高達57%的中小學生睡眠時間不足9小時，較2010年增加了6.2%。即使是休息日，也有34.5%中小學生睡眠時間不達標。

睡不好，可能導致學習能力和學習成績的下降。到底睡多久才比較合適呢？據(jù)2015年美國睡眠基金會發(fā)布的最新睡眠量建議，6-13歲中小學生的推薦睡眠時間為9-11小時，14-17歲為8-10小時。

作業(yè)做不完，睡覺睡不夠，更別說每天鍛煉一小時了。

“不補課，我家孩子就輸了”

好不容易熬到了周末，等待中小學生的，還有各式各樣的補習班。

即使在全世界范圍內，中國中小學生的負擔也稱得上是“遙遙領先”。國際學生能力評估計劃（PISA 2015）的報告顯示，在 OECD 國家 ( 地區(qū)），學生平均每周用于課外學習的時間為17.1小時。

而中國大陸參加 PISA 測評的北京、上海、江蘇、廣東四省市學生，平均每周用于課外學習的時間為27小時，在所有參加測評的國家及地區(qū)中僅次于阿聯(lián)酋，其中數(shù)學為課外學習時間最長的學科。

天津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張寶義表示，減負令效果往往不大好，一些學生、家長不買賬，根本原因在于考試制度沒有發(fā)生根本性變化。

家長和學生為升學和高考焦慮，“進不了前一百，就進不了重點高中；進不了重點高中，就進不了重點大學；進不了重點大學，等于是這輩子完了?！?/p>

焦慮感使家長們寧可為孩子選擇一個痛苦的童年，也不希望他們有個卑微的成年?？吹絼e人都在學時，沒有人希望自己的孩子落后于人，于是心甘情愿地將孩子推到補習班。

這一心態(tài)可以用劇場效應來解釋：人們在劇場中看戲，一部分人為了看得更清楚選擇站起來，導致其他人不得不跟著站起來觀看，但最終的觀看效果卻和最初時一樣。

焦慮就是商機，養(yǎng)活了眾多的校外培訓機構。為了緩解教育焦慮，消弭劇場效應，教育部對校外培訓機構進行了專項治理，主要針對安全隱患、無證無照、強化應試、超綱教學、組織競賽等六類突出問題。

截至2018年11月30日，全國共摸排校外培訓機構約40萬所，其中存在問題機構約27萬所，已完成整改約21萬所，完成整改率達到了77.42%。

專項治理雖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有部分校外培訓機構在打擦邊球。因為治理歸治理，對校外培訓機構的整治，并不能緩解家長的焦慮。

一些培訓機構沒有公示教師資格證、拆了招牌繼續(xù)營業(yè)，甚至打著藝術培訓的名義進行學科輔導。即便如此，還是有不少家長買賬。

對家長來說，當然不希望自己家孩子這么累，可是萬一減負完成績降了，寧可不減。

真的減負，可能就掉隊了

家長的擔心不是沒有根據(jù)。

中國的教育資源分配不均已經(jīng)是不爭的事實，不僅存在于省際之間、城市之間，城市之內也大不相同。

盡管義務教育階段實行“就近入學”，但因為學校之間存在差距，擇校行為仍然十分普遍。

在“小升初”階段，有超過四分之一的學生是擇校生。中國教育追蹤調查（CEPS）數(shù)據(jù)顯示，為了擇校，13.8%的家長選擇走關系，5.5%的家長會在學校所在片區(qū)買房，2.9%的家長會給學校繳納額外費用。

擇校無非是為了獲得更好的學校教育，而高昂的擇校成本，并不是每個家庭都有能力承受。

如果校內搞減負，校外勢必接棒。但對底層的孩子來說，他們也很難在校外接受到良好的教育。

北京大學中國教育財政科學研究所發(fā)布的《2017年中國教育財政家庭調查：中國家庭教育支出現(xiàn)狀》顯示，無論城鎮(zhèn)還是農(nóng)村，校外培訓都是以學科類為主，但農(nóng)村地區(qū)中小學生學科類培訓參與率僅為城鎮(zhèn)的二分之一。

學科類培訓尚且如此，更不用說需要更多花費的興趣類培訓。當城里的孩子學鋼琴、學舞蹈、學繪畫、學書法時，農(nóng)村地區(qū)中小學生此類培訓參與率甚至還不到城鎮(zhèn)的五分之一。

除了城鄉(xiāng)及地區(qū)差異，校外教育也存在著明顯的貧富差異。21世紀教育研究院2018年發(fā)布的《我國中小學生“減負”問題研究報告》顯示，家庭經(jīng)濟富裕的學生參加校外補習的比例為68.1%，明顯高于家庭經(jīng)濟中等的學生比例（50.2%），遠高于家庭經(jīng)濟困難的學生比例（31.5%）。

家庭條件好的學生身處優(yōu)質的教育環(huán)境，有能力選擇更好的學校教育和課外補習，即使是負重奔跑，他們也能跑得更快一些。來自校內外的雙重壓力，正在把窮人家的孩子甩在后面。

在《小別離》中，為了逃避升學壓力，朵朵被父母送出了國。而對于大多數(shù)人來說，去擠那座有著千軍萬馬的獨木橋，真的就是唯一的選擇。

本文轉自微信公眾號“網(wǎng)易數(shù)讀”，作者 | 蘇昕，設計師 | 趙鵬路。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芥末堆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