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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得妃子笑的究竟是“一qí紅塵”還是“一jì紅塵”？

近日，部分字詞讀音即將修改的消息，在社交網絡上引發(fā)了不小的騷動。盡管教育部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的相關負責人回應，稱最終版本的審音表尚在定奪，但審音標準制造的困惑卻是不爭的事實。

網友們紛紛表示，寒窗苦讀十幾載，好不容易把規(guī)范發(fā)音記住了，又得再學一遍，“怕不是上了個假學”。

分歧由來：異讀字難讀

其實，字怎么讀是個亙古不變的話題。語言在方便人們傳遞信息的同時，也不斷受外部社會變遷的影響而進化或衰敗。

中國有七大方言區(qū)，隔一座山可能方言就完全不同，所以同一個字不同讀音是很正常的事。《武林外傳》中的佟掌柜，一句“額滴神啊”火遍大江南北，而閩南人的“我”則讀作“哇”，上海人則說“吾”。

以北京語音為標準的普通話比起南方方言已經有了很強的互通性，但異讀現(xiàn)象仍不少。打個比方，在北京話中，質量的“質”既可以讀作“zhì”，也有人讀作“zhǐ”，但發(fā)音的不同并不影響“質”在詞中的含義。

《現(xiàn)代漢語專題教程》將此類現(xiàn)象定義為異讀字[1]，它和多音字的區(qū)別在于，多音字辨義，異讀字不辨。

異讀字里還有種特殊的現(xiàn)象，叫做“文白異讀”。簡單來說，就是同一個字，在紙上寫的和口頭用的發(fā)音不一樣。假設在課堂里，老師讓小明朗讀課文里出現(xiàn)的“剝削”，那么“剝”此時念 “bō”，但課后小明招呼伙伴一塊兒剝花生吃時，“剝”就念“bāo”了。

一般來說，白讀讀音是從方言里固有的語詞衍生出來的，而文讀讀音可能受古代文言文、術語和官話的影響較深。

可以看出，異讀詞的讀音規(guī)律性不強，要掌握所謂的標準讀法只能靠死記硬背。

曾有研究在河北對審音表中文白異讀詞的認知度做了調查，發(fā)現(xiàn)讀音的準確程度并不規(guī)范，人們有時傾向文讀，有時傾向白讀，有時會將兩者混用。[2]

準確率最低的是“虹”在口語中的用法。按照1985年審音表的標準，假如雨過天晴，人們說“天上出虹了”，此時“虹”應當念“jiàng”，但在調查中，只有5.5%的人選對了發(fā)音。

同種用法的字，在不同的詞語組合中也影響人的判斷。同樣是“嚼”的白話讀法“jué”，使用在“咀嚼”一詞中的正確率為93.5%，但在文言文“過屠門而大嚼”中，僅有12.5%的人選對了發(fā)音。

不斷變化的漢字讀音

由于社會變遷和地域文化對讀音發(fā)展的沖擊，為了順應大眾在生活中對語言的需求，中國從古時候起就通過修訂辭典的手段正音。

譬如大宋年間，宋真宗就命令政府根據前朝的韻書主修了一本《廣韻》，為單字和詞加入注釋，增加了韻數(shù)[3]，人們從此對漢字讀音受意義推動而分化有了明確的認識。

1956年，國務院正式宣布推廣普通話，不久后便成立了“普通話審音委員會”，由15位當時的知識分子組成，包括文學家老舍、歐陽予倩，以及語言學家周有光。

這次審音工作一直持續(xù)了六年，期間發(fā)表的三批《審音表》在50年代推廣普通話的高潮中被教育、文化、電影等部門奉為圭臬[4]。

但此后30年，受到廣播、戲曲和影視的影響，一部分既定音讀逐漸失去約束力。因此1982年政府再次組織并重建了普通話審音委員會，委員們試圖從實際出發(fā)，只審訂普通話口語中的異讀詞，以及一些字詞新出現(xiàn)的讀法。

2016年，教育部針對審音表發(fā)布擬修訂稿，征求大眾意見。其中，有超過一半的改動是修正具體字詞的讀音。

有16條修訂內容擬將多音字改為統(tǒng)讀，比如軀殼的“殼”原本應音從“地殼”，讀“qiào”，但大眾對此讀音的認知度很低，因此修訂稿建議將“殼”統(tǒng)讀為“ké”，只對“地殼”和“金蟬脫殼”作特殊處理，念“qiào”。

另外11條改變了部分字在詞組搭配中的發(fā)音，比如1985年版審音表規(guī)定：“累”在受累、連累、牽累中應為第三聲“l(fā)ěi”，表牽連義。但新版修訂稿建議將此種情況下的讀音改為第四聲“l(fā)èi”，而將第三聲用來表示積累之意。

再比如“血”字，在過去的文讀發(fā)音應為“xuè”，口語里讀“xiě”。但其實生活中大多數(shù)人都讀作“xuě”。修訂稿中也注意到了人們的日常用法，將“xuè”和“xiě”統(tǒng)讀為“xuě”。

不難發(fā)現(xiàn)，審音表采用的是枚舉法，有“掛一漏萬”之嫌。前國家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所長曹先擢就曾在論文中指出，審音要審的是詞素，而不是詞[5]。

2016年的征求意見稿中就有12條變更項目純粹是針對之前的讀音進行補充舉例：原稿在畜“chù”的條目中列了四個異讀詞：畜力、牲畜、家畜、幼畜，征求意見稿中只在該項下增加了一個“畜類”，并沒有多做解釋，使人摸不著頭腦。

“語言純潔度”和“約定俗成”的拉鋸

和一般的規(guī)章制度不同，異讀詞審音吃力不討好。它面臨的難題在于語言的讀音通常沒有對錯，可謂“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

此次舊聞一出，許多人表達出不滿：“劣幣驅逐良幣！”“沒文化還有理。”

但這并不是語言發(fā)展史上唯一一次“黑白顛倒”的情況。許多我們現(xiàn)在習以為常的讀音，不乏因為“積非成是”而改變了審音標準的例子。

恐怕現(xiàn)在姓紀的人自己都不記得，紀作姓時曾經讀“jǐ”。千禧年間風靡一時的《鐵齒銅牙紀曉嵐》將“紀”姓讀為“jì”，在當時事實上是錯誤的讀法。

2016年國家語委組織審音課題組做出的調查中，只有10.2%的人選擇了正確讀音。這可能是由于大眾受到求簡求同的心理驅使，加上媒體的誤導助推。因此在征求意見稿中，課題組暫時選擇將“紀”統(tǒng)讀為“jì”。

類似的情況還有不少。你是否想過，你的背包，并不是一直都念“bēibāo”？

實際上，在2005年版本的《現(xiàn)代漢語詞典》將“背包”一詞注音為“bēibāo”之前，辭書出版界中的漢語詞典都將1996年版的“bèibāo”作為標準讀音。

中國傳媒大學的學者曾經在2007年針對北京定福莊第二小學的部分學生和家長做過調查[6]，當時的小學一年級語文課本對“背包”一詞注音仍為“bèibāo”。問卷顯示一年級學生受課本影響較大，94.5%的學生認為課本上學到的拼音為“bèibāo”，而使用過同一版本教材的三年級學生有93.3%以為老師教的拼音就是“bēibāo”。

就連家長也不贊成照本宣科。調查顯示，大部分家長都將“背包”讀作“bēibāo”，45.5%的人認為可以接受課本上“bèibāo”的注音，但他們在實際使用時還是會說“bēibāo”，只有20%的人選擇日常生活中也按照課本上的讀音發(fā)音。

這可能是由于生活習慣改變了記憶對讀音的塑造，而大眾傳媒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不可忽略。

在同一篇研究中，學者利用中國傳媒大學有聲語言語料庫，發(fā)現(xiàn)在提取到的20條信息中，包括《新聞聯(lián)播》、《今日說法》和《實話實說》在內的知名媒體欄目都將“背包”讀為“bēibāo”，且語料中的“背包”都是作為一個名詞來用，而不是動賓結構的短語。

而讓觀眾常常直呼受不了的臺灣腔，比如“垃（lè）圾（sè）”、“擁（yǒng）抱”、“我和（hàn）你”，也只是受歷史因素影響，發(fā)音特點和普通話有不同而已。

臺灣國語和普通話本是同根生，兩者的發(fā)音體系都繼承了民國時的國語[7]。但臺灣讀音中較多保留通假音，且受閩南方言影響較大。根據中國人民大學和教育部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的統(tǒng)計[8]，目前在臺灣推行的《國語一字多音審定表》中有1080個字和內地2012年版《現(xiàn)代漢語詞典》的讀音不同。

官方2016年6月曾就審音表修訂稿向社會征集意見，但新版的審音表遲遲未正式發(fā)布，而關于字音讀法幾乎每年都要被拿出來討論一番。

正音時常遵照“從音、從俗、從簡”的原則，然而從大家對已糾正的部分發(fā)音的態(tài)度中可以看出，“一刀切”的規(guī)范可能會引起更多的困惑，需要官方對審音結果給出更詳細的說明。

畢竟咬文嚼字，耐嚼才行。

參考資料：

[1]北京大學中文系漢語教研室. (2003). 現(xiàn)代漢語專題教程

[2]杜丹妹. (2007). 《普通話異讀詞審音表》讀音考察 (Master's thesis, 河北大學).

[3]史俊. (2005). 《廣韻》異讀探討. (Master's thesis, 蘇州大學)

[4]徐世榮. (1995). 四十年來的普通話語音規(guī)范. 語文建設, (6), 2-8.

[5]曹先擢. (2002). 普通話異讀詞審音. 中國語文, (1), 82-96.

[6]侯敏, &王彬, &王依然, &文采菊, &周鑫. (2007).“背包”一詞讀音的調查及思考. 語言文字應用, (2), 19-26.

[7]郭江山. (2016). 臺灣光復初期的“國語推行員”.海峽教育研究, (3), 22-29.

[8]楊書俊, &戴紅亮. (2015). 兩岸讀音比較研究——基于《國語一字多音審定表》和《現(xiàn)代漢語詞典》. 語言文字應用, (2), 58-67.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網易數(shù)讀”，作者陳思眾，設計師趙鵬路。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芥末堆立場，轉載請聯(lián)系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