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12年春季學期剛開始的一個上午,大雪初晴,我開車從高速公路轉(zhuǎn)入鎮(zhèn)上的小路,經(jīng)過連手機信號都沒有的荒僻地段,停在一棟古堡一樣的巨大建筑物前。
這是最高安保級別的重刑男犯監(jiān)獄,位于紐約上州的“東部懲教所”(Eastern Correctional Facility)。
踏進大門,我立刻被那種單調(diào)、森嚴的氣氛包圍。眼前沒有尋常辦公場所常見的綠色花草,只有一道道電動鐵柵欄;沒有衣著鮮亮、首飾齊整的女秘書,只有荷槍實彈、不茍言笑的警察。
我登記了姓名和抵達時間,通過安檢。皮包、錢夾、手機、筆記本……統(tǒng)統(tǒng)被勒令放回了車上,我的衣袋里最后只留下鑰匙和證件。
監(jiān)獄的行政秘書南希領著我去見應該見的那些人,一路又登記了幾次姓名和時間。這棟龐大的建筑物按行政功能分幾大塊,每塊之間都有數(shù)名獄警共同把守著一個與天花板齊高的大鐵籠子。若要從A區(qū)到B區(qū),必須由A區(qū)獄警先放行,進入鐵籠子里等B區(qū)獄警開門,進出的工作人員都不能例外。每個鐵籠子被分隔成三部分,供不同身份的人通行。
南希帶我從中間穿過。重重的大鐵門次第在我身后“哐啷”、“哐啷”合上,南希跟我說天氣、說她的孫兒、說退休后想搬去南方……我只陪笑敷衍,手心發(fā)涼,這種氣氛委實令人緊張。
“以后總會有人陪著你的,不用擔心迷路,”南希笑。那是當然的,即便拿到了特許的進出通行證,我也絕不可能被允許在這樣的地方單獨行動。
有關(guān)部門費這許多周折把我弄進來,是為了讓我能夠給由40余名犯人組成的兩個班授課。
這個名為Bard Prison Initiative(BPI)的項目由紐約巴德文理學院正式設立于1999年,在紐約州涵蓋九所安保級別不同的男犯和女犯監(jiān)獄,為正在服刑的犯人提供正規(guī)高等學制教育,包括本科和碩士學歷,每學期開設的課程橫跨不同專業(yè),總共超過六十門課。
項目組聯(lián)系到我,起因于有一批犯人聯(lián)名提交了一份請愿書要求學漢語。請愿書上寫明,他們還希望“最好能進一步學習中國古典文學,比如《紅樓夢》”,所以,項目組希望能找到一個有中國古典文學背景的教授。
我一聽就相當好奇。這些重刑犯為什么主動要求學中文?他們究竟是些什么樣的人?怎么知道中國古典文學里有一本名著叫《紅樓夢》?關(guān)于中國他們還知道什么?還想知道什么?……
我的教授同行們聽說后都很興奮:“在一個非同尋常的環(huán)境里面對一群非同尋常的學生,很有意思,應該去!”搞行政的同事們反應則大不一樣:“這可倒好,把罪犯培養(yǎng)得比我們還厲害!聯(lián)邦政府就是這樣花我們納稅人的錢!”
家人自然旗幟鮮明地反對,尤其是我家老二:“那些都是犯人,犯人!媽咪你懂不懂?!危險!”
危險……可我從一開始就沒打算拒絕。
通過州政府和華盛頓特區(qū)的電話面試,又經(jīng)過長達一個多月的背景調(diào)查和健康檢疫,我接下了教學任務:從基礎漢語開始,系統(tǒng)設置中國語言文化課程,將其與BPI里亞洲研究專業(yè)中國方向的要求對接。
二
頭一天上課,我按規(guī)定提前15分鐘到,門廳里已經(jīng)有兩位教授坐著了。
從性質(zhì)上來講,BPI是一所不折不扣的“大學”,但其規(guī)模十分有限。由于授課地點的特殊限制,不可能設置需要大量實驗器材的專業(yè),所以課程以人文社科類為主,藝術(shù)類只有繪畫,理科只有數(shù)學?!皷|部懲教所”建筑面積很大??稍诒俪鲆粔K相對獨立的教學區(qū)域畢竟不容易,每天上午、下午的授課時段里,通常最多只能接受四名教授。
我過了那道比機場安檢嚴苛得多的安檢門,和先到的兩位教授相見。他們一個是巴德學院哲學系的老教授;另一個教線性代數(shù),和我一樣是外聘的,來自康奈爾大學——當巴德學院現(xiàn)有的師資隊伍無法滿足學生的專業(yè)需求時,項目組就會到其他高?;?qū)I(yè)機構(gòu)中去找。
我的學生中后來就出了一位數(shù)學天才,我給他取的中文名字叫常安德。他在BPI拿到數(shù)學碩士后還想繼續(xù)深造,而巴德學院并沒有數(shù)學博士學位,項目組就幫他聯(lián)系到法國魯昂商學院,讓他每周在固定時間接受教授的電話指導。這是后話了。
教學區(qū)位于大樓深處,兩頭都有獄警把守。再次簽到后,我終于見到這一班特殊學生們。他們規(guī)規(guī)矩矩地沿墻圍坐,除了穿著統(tǒng)一的深綠色囚服之外,他們的外表和任何一個大學里的學生并沒有顯著的不同,并非電影里看到的那種怙惡不悛、兇神惡煞。我原先有點忐忑的心情很快平靜了下來。
能被BPI錄取的學生,都是高中階段成績優(yōu)異、在監(jiān)獄里表現(xiàn)得比較好、獲得減刑機會比較大的犯人。按項目規(guī)定,我們不能過問學生們的背景,尤其不能打探他們的入獄情由。我唯一知道的是,他們?nèi)慌刑幜?5年以上監(jiān)禁。
第一堂課,我教的是“中級漢語III”,用的是普林斯頓大學周質(zhì)平教授主持編寫的All Things Considered: An Advanced Reader of Modern Chinese。這本教材是上一位中文教授指定的。
首先為這些學生開設漢語課并制定了課程大框架的,是耶魯大學亞洲研究中國方向畢業(yè)的Nagel博士。他的總體教學目標,是要讓學生們在完成三年六個進階的學習之后,漢語的聽、說、讀、寫達到一般母語水平。但這位年輕的博士因工作變動,沒能親自完成計劃。項目組又相繼引進過兩位教師,任教時間都不算長,到我加入,這個班的2010級學生們已經(jīng)學了兩年漢語。
我的前任們給他們打下了很好的聽、讀基礎。一篇八百多字的課文,他們當中大部分人可以不依靠拼音,從頭讀到尾。除了關(guān)鍵的語法點、文化點我必須用英文解釋之外,用漢語授課基本沒問題。正是這些積累,加上BPI涵蓋的文史哲各科通識課程,使學生們了解到關(guān)于中國的一些內(nèi)容,進而對漢語言文化產(chǎn)生強烈興趣,這便是他們最初提交那份請愿書的緣由。
可是,不同教師的風格和要求影響了他們的學習效果。這一班學生比較突出的弱點在于,其一,關(guān)于詞匯、句法的知識碎片化;其二,在會話中把握不住四聲;其三,缺乏字法基本知識,將漢字形體過于圖形化。
有相當一部分學生將來打算進入亞洲研究的中國方向,這些弱點無疑將阻礙他們的深化學習。于是,在每堂課的課后作業(yè)之外,我給他們布置了兩項每周一次的固定功課:一是背誦一首唐詩,以訓練四聲組合的發(fā)音;二是抄寫生字,每個生字20遍,以熟悉并牢記漢字結(jié)構(gòu)。
第一天的課結(jié)束,我在黑板上留下了要求他們背誦的第一首唐詩,白居易的《題李次云窗竹》:不用裁為鳴鳳管,不須截作釣魚竿。千花百草凋零后,留向紛紛雪里看。
三
從此,我每天一進教室,學生們便很自覺地先齊聲背誦唐詩。
這些詩歌,我通常不大講解。首先因為語言課不是文學課,我要求他們背誦的目的,只是用詩句里平仄音調(diào)的完美結(jié)合來訓練他們的四聲;其次,我對唐詩的魅力有無窮信心。他們都是成年的學生,自我學習能力很強,這些詩歌自身的音韻琳瑯、字詞優(yōu)美必將誘使他們主動去追尋詩句的內(nèi)涵——這一招在我十余年的教學過程中屢試不爽。我只要等學生們拿著自學過程中遇到的難題來提問的時候,再解答就可以了。
要他們抄寫漢字則沒這么簡單。憑心而論,這種作業(yè)的確又花時間又枯燥,難以讓他們發(fā)揮個人智力水平。于是就有人跳出來抵制,領頭的那一個中文名字叫“郝亞德”。
第一次,我發(fā)現(xiàn)他的字詞抄寫本沒交,他說沒時間完成,表情不失恭敬,但語氣很硬。我點點頭,叫他把自己的中文名字寫在黑板上。
結(jié)果不出我所料,三個字中前后兩個都漏了筆劃,看起來似是而非。我把筆劃補齊,平靜地對他說:這一周除了生字以外,再加上你自己名字這三個字,還是每個字抄20遍。
到了下一周,他照樣不交。我也不說話,徑直走到他面前,站定了盯著他。“真是沒時間寫!”他也站了起來,自以為理由充分地辯解道:“過去也不用寫這么無聊的作業(yè),我們還不是一樣可以說中文!”
“過去你們的教授不是我?!?/p>
“學中文,只要會說就可以,為什么要寫那些字?!”這個意大利裔男生的個頭高出我許多,皺著眉頭居高臨下,滿臉不屑。
“關(guān)于為什么,我想,我已經(jīng)清楚解釋過了,不打算重復,”我一個字一個字地回答?!叭绻轮苣氵€是沒時間寫,那么,你就不用到我的課堂上來了?!?/p>
我的語氣和態(tài)度顯然激怒了他,我們之間的空氣變得有些緊張。其他學生見狀趕忙低聲呵斥他:“坐下!她是教授!你想被關(guān)禁閉嗎?!”
“禁閉”這個詞讓郝亞德一下子泄了氣。到第三周,他的抄寫作業(yè)按時交上來了。他的屈服分明不情不愿,我只當不知道,暫時不去理會他。
時間以每周四節(jié)課的節(jié)奏按部就班地滑過,轉(zhuǎn)眼到了期末考。學生們答完了題,下課鈴還沒響,我們都不得離開教室。這個空檔里,他們開始和我聊起下學期各自想確定的專業(yè)方向。十幾個人七嘴八舌之間,只聽郝亞德的聲音說:“教授,我想選社會學專業(yè),以后可以當社工!輔修亞洲研究的中國方向!”確實,社工需要服務大量處于社會底層的新移民,而華人正是其中的一大群體。
“哦?”我反問他,“那接下來要寫的字更多了,你確定?”
“我確定。是要堅持寫寫寫才能記得那些字,我現(xiàn)在覺得中文沒那么難了,”他有些不好意思地抓耳撓腮,“對不起,教授。”
看著他扭扭捏捏地道歉,我笑起來,心里真的高興。
“漢字本身是非母語學生學習漢語最大的興趣所在,書寫的難度不應該成為學習漢語的障礙?!边@是澳大利亞漢語教育界經(jīng)過數(shù)年實證對比研究得出的結(jié)論。很多教師在漢語教學中(尤其在初級階段),唯恐要求寫漢字會“打擊”學生的自信心、削弱他們學習漢語的興趣,這種顧慮其實大半出于想象。在實踐中,只要針對學生的特點適度把握,寫漢字不見得是一件高難度的課業(yè)要求。
根據(jù)本科教學要求,在中級第三階段語言課上拿到85分以上的學生才能進入下一階段的學習,并得到輔修亞洲研究中國方向的機會。這次期末考,郝亞德的成績是92分。
四
2013年的八月特別忙,因為新一屆學生的招生工作開始了。那年遞交入學申請的犯人一共165名,經(jīng)過幾輪嚴格篩選后雖然只有32人得到面試機會,但在我們能夠進出監(jiān)獄的有限時間里,逐一面試這些申請人也是一項繁瑣的工作。
九月,秋季學期開始,BPI近700名注冊學生中又增加了15名新生,其中有12名選了初級漢語課,倒不一定是因為他們?nèi)紝χ袊浅8信d趣,或許也是我頭一年教學的口碑不錯所致。
開學兩周后,13屆新生班里的白艾力(這是我給他取的中文名字)又因?qū)憹h字向我發(fā)難。他的話語方式和當初的郝亞德如出一轍,態(tài)度更加惡劣,甚至嘟囔出了一句粗話。
我佯裝沒聽見,面無表情地強調(diào)我的原則:你要么下回老實抄抄抄,要么退出我的課堂。
即使在普通大學,公然辱罵教授的行為也是要被處理的,更別提在這里!如果白艾力在開學沒幾天就被我一狀告上去,接下來的后果遠不是被警告或受處分那么簡單。所以,他不敢堅持公開和我抬杠,接下來的幾個月里也沒再和我鬧過別扭。只是,短短的寒假過后,我發(fā)現(xiàn)他退出了我春季學期的班級。
留下的這11個(其實到后來還是12個,因為白艾力回來了)是我十余年高校教學生涯里見過的最用功、進步最迅速的學生。每堂課三小時,他們連中間休息都不要,一口水不喝,只為了能聽我“多講一點,再多講一點”。對于非母語的學生而言,在沒有文化語境的美國課堂里學漢語,其難度之大,人所共知,何況是在監(jiān)獄!我不能用PPT課件,他們當時也沒有必須的聽力訓練設備。在如此有限的條件下,他們在同等課時長度里所達到的漢語水平,卻是“外面”高校里的普通學生無法企及的。
又一個草木蔥蘢的初夏,專攻動漫設計的Marcus在期末口試中用中文講述他做過的一個夢。他說,自己在夢里飛到中國,在一棟“很高很高的大樓的頭上”看見了一位中國姑娘的身影。他想認識她,就落下來走到她身邊,只見那姑娘在唱歌,“她的歌唱是很好聽”。
唱完了,姑娘問他:“你喜歡我的歌嗎?” Marcus點點頭。姑娘站起來,指著下面市區(qū)的街道:“這是北京。這是我的國家。你喜歡我的國家嗎?”
Marcus回答:“不知道。”姑娘又問了一遍:“你喜歡我的國家嗎?” Marcus還是懵懵懂懂,答非所問:“我會說一點點中文?!?那姑娘笑了,慢慢飛升起來:“你一學中文越來越多,就會喜歡中國。”
Marcus舍不得她走,追上去問她叫什么名字,她說叫“美麗”。他繼續(xù)追問:“美麗,我以后還會見到你嗎?”她微笑不語,漸升漸高,慢慢消失在北京的天空里。
因為是考試, Marcus的語速比較慢,挖空心思套用句型組成的句子難免錯誤,所有舌面音都發(fā)得咬牙切齒、似是而非。但這個不無浪漫色彩的夢境所表現(xiàn)的主題已經(jīng)足夠明白:他喜歡學漢語,熱愛中華文化。
Marcus不是一個特例。數(shù)學專業(yè)的Anthony是第二代西班牙裔移民,平時在課上話不多,但他對句型、詞匯和發(fā)音的掌握都相當不錯。這次口試,他講的是某天和朋友一起吃飯的場景。
他說,朋友們不相信他會講中文,當場叫他翻譯:“If you don’t like that cake, give it to me.” Anthony想都不用想,一開口就說:“如果你不想吃那塊蛋糕,就給我吧?!?/p>
朋友驚訝之余,叫他用西班牙文把同樣的意思再重復一遍,結(jié)果他竟然愣在那里,半天說不上來。
“我是一個西班牙人,不會說西班牙語,朋友笑話我,可是我不覺得害羞。漢語很難,得花很多時間才能學好。為了學好漢語,我也學會安排我的時間了,這很重要。”
還有Brian,那個患有肌肉萎縮癥、右手指關(guān)節(jié)功能嚴重退化的學生。我不止一次告訴他,不必完成抄寫漢字的課后作業(yè)??删鸵驗槲以谡n堂上反復對其他學生強調(diào)必須要寫,他找來海綿小圓球套住鉛筆,堅持和別的同學一樣,將每個生字詞一筆一劃抄寫二十遍。我于心不忍,說:“差不多能認讀就好,不用寫這么多?!?/p>
“您不是說不寫就不會記得嗎,教授?”他憨憨地笑,說,“我真想學好漢語。”
如果要追究他們?yōu)槭裁匆獙W漢語,答案其實并不在于學漢語將來究竟有多大“用處”,而恰恰在于掌握漢語之難。惟其難學,這才成了他們挑戰(zhàn)自我、重塑自我的試煉。他們都堅信,能學好漢語,就一定能把別的事情都做好。
“外面”的教授同事們猜測說,這些學生除了念書沒有別的事可干,所以學業(yè)進步神速。這肯定是因素之一,但不是最主要的因素。成為BPI的學生激起了他們的榮譽感,讓他們感到自己比其他犯人具備更大的潛力,這開啟了他們未來人生的新希望,所以他們格外珍惜學習機會,無論學什么,再苦再累也要做到最好。
盡管在獄警眼中,他們始終是犯人,但教授們卻大不一樣。在這個極端特殊的全封閉教學環(huán)境里,師生關(guān)系比在普通大學校園里緊密得多。這些學生用自己的努力,推動著我和每一位BPI的人想方設法,為讓他們學有所成費盡心機。
五
從2012年底開始,我為學生們爭取到美國《僑報》的訂閱,中文報紙每周兩次被定期送入;我堅持要提供給他們的聽力訓練材料和設備,也于13年春到位了;隨后,我聯(lián)系一些出版社,為他們捐贈的中國歷史、文化、文學讀本陸續(xù)被送入教學區(qū)小小的圖書館。接下來的14學年,我則開始準備新課程的開設。
語言學到一定階段,光憑書本的文字描述是不可能深化理性認識的。而且,當時我已經(jīng)意識到,這些學生最終選專業(yè)時,更可能將亞洲研究作為輔修,而非主攻方向。從教學的角度,我要傳授給他們的也不僅是一兩項技能,更重要的是改變他們看待世界、認識事物的角度。所以,在養(yǎng)成他們的語言基礎技能之后,課程需要轉(zhuǎn)移到文化方面,重點在哲學和歷史,不在文學。
我大幅度調(diào)整原先Nagel博士的教學框架,首先將高級語言課后的“中國古典文學,包括《紅樓夢》”換成了唐詩。一來經(jīng)過三年平均每兩周一首的背誦練習,學生們已有了感性積累的基礎,教學上便于深入;二來只要認真選詩,唐詩中有足夠的典故串聯(lián)中國歷史、哲學、文化傳統(tǒng)的關(guān)鍵點,可以與他們的另一門必修課“中國文化史”的系統(tǒng)內(nèi)容相輔相成。
其次,我抽空看了大量國產(chǎn)電影,想找?guī)撞亢线m的影片,在“高級中文”之后開設“電影看現(xiàn)當代中國”。亞洲研究中國方向的教授除我之外都不是華人,而是我們概念里的“漢學家”,多偏重古典中國。所以我決定開一門展示現(xiàn)當代中國社會的課程,否則學生們?nèi)绾文苊靼讜险f的,中華文化是人類文明史上唯一持續(xù)數(shù)千年“不間斷”的文化?
我早早動手寫報告,將需要的材料提前送審。BPI的教學和日常事務管理由校方和監(jiān)獄方共同完成,絕大多數(shù)事情都需要平行的決策才能確定。不經(jīng)過這一道道審核程序,任何一張小紙片都無法攜帶進出監(jiān)獄。我曾擅自帶過一支毛筆想給學生看,結(jié)果過安檢時被撿了出來,更何況這次我打算帶進去這么多部電影?!“唐詩里的中國歷史與文化”很快被通過,電影卻頗艱難,最后我選出的18部影片里只有7部通過(被刷下來的包括《紅高粱》、《霸王別姬》和《飲食男女》)。不過我好歹算是順利把課開出來了。
其實,若只求完成工作任務,并不需要費這許多周折。但這些學生太特殊了。他們將來即便拿到文憑出去,也必須比普通人強得多,才有可能真正得到機會“重新做人”。所以,我們作為授業(yè)之師,要承擔的責任也比在“外面”面對普通大學生嚴峻得多。
14年初的一個早晨,我照常到監(jiān)獄,一進門就眼前一亮。安檢門的那一頭站著十幾二十個穿統(tǒng)一制服的年輕小伙子。一個個高大挺拔,氣質(zhì)雄健又彬彬有禮。這是西點軍校的辯論隊,是來和BPI辯論隊切磋的。
這時的BPI辯論隊才組建沒多久,由資深的演講教授指導。我們這里的學生不能頻繁出去,教授就設法將別的高校辯論隊請進來,為此耗費了不知多少額外的時間和精力。附近的康奈爾、耶魯、賓州大學等等名校的辯論隊,差不多都被他請遍了。
我的學生中有4個在辯論隊里。他們時不時會拿著辯論題目來問我,“中國人會怎么看”關(guān)于教育公平、信息安全、媒體監(jiān)督等問題。準備辯論賽的過程十分艱辛,他們不能上網(wǎng),等所需要的資料經(jīng)過層層審核送進來,他們已經(jīng)損失了至少一周的備戰(zhàn)時間,唯一的補救方式就是熬夜。
某天下了課,我們幾個教授照例在教學區(qū)走廊盡頭等候被護送出去。我和演講教授閑聊:“為了準備這一輪比賽,Carl昨天熬了一個通宵。今天在我的課堂上眼睛都快睜不開了,他旁邊的同學一直用力捅他?!?/p>
“他是辯論隊里表現(xiàn)最好的學生之一,” 演講教授笑著回答。
六
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這些項目存在的意義,在“東部懲教所”就有不少獄警反對為犯人們提供任何正規(guī)教育,盡管項目經(jīng)費其實全由私人慈善基金支持,并沒有花納稅人的錢。這些獄警與“外面”持同樣意見的人們一起,為抵制這些項目奔走宣傳。連帶著,他們也不歡迎我們這些人在監(jiān)獄進進出出,動不動就給我們臉色看,過安檢時刁難我們更是常有的事。
幸運的是,有越來越多的個人和機構(gòu)認為這項工作“很有意義”,以各種方式來支持我們改變重刑犯的人生軌跡。
2015年的全美大學生辯論賽總決賽上,BPI的辯手擊敗哈佛隊,奪得冠軍。一夜之間,這條消息炸翻了媒體。贊揚和認可、質(zhì)疑和討伐,都如潮水洶涌。但事實永遠擁有最強的說服力:僅2013學年,BPI 就為300余名學生頒發(fā)了本科學位證書。他們當中的刑滿出獄者,找到工作能自食其力的超過80%;據(jù)紐約州政府統(tǒng)計,其他刑滿釋放犯無法回歸社會、最終重復犯罪再次入獄的比例超過40%,而歷年來,BPI畢業(yè)出獄學生的再犯罪率是零。
知識就是力量,知識才是力量,在這里得到了終極體現(xiàn)。
BPI辯論隊的冠軍辯手,左一為Carl
Carl作為決賽辯手之一,奪冠回到課堂上之時,我也收到了院方和監(jiān)獄方聯(lián)合簽發(fā)的正式通知:美國公共電視臺(PBS)將制作一部電視專題片,計劃用三年的時間不定期來BPI實地拍攝,第一輪的拍攝策劃中列入了我的課堂,盡管出于人身安全考慮,我們教授的臉都不會出現(xiàn)在任何公開媒體報道中。
“也沒什么好特別準備的吧,我們上我們的課,他們拍他們的,”我說。
“教授!我們把中文學得這么好,難道不要向那些沒文化的人秀一下實力嗎?!”白艾力在他固定的角落里,故意模仿我平時的說話方式,壞壞地笑。
白艾力是在2014年回來的。那年暑假我收到項目組的郵件,說白艾力想回到我班上來。我起初不同意,倒不是對他有成見,而是認為他缺了整整一學期的課,怎么能跟上進度?我隨后被告知,白艾力保證利用暑假時間,用同學的筆記自學趕上進度,但我還是半信半疑,只說要等他通過考試才能算數(shù)。
沒想到他真的憑著一股子狠勁兒,說到做到,順利回到我班上來,后來甚至成為專攻美國移民文學的碩士,他的碩士論文題目是“離散、融合與回歸:美國西班牙裔與華裔移民文學比較研究”。
他那天的提議引來全班一致附和,我們后來決定給PBS的攝制組唱一首歌,選來選去選定了《我和你》。他們唱中文主旋律,我用英文相和:
“……來吧,朋友,伸出你的手。我和你,心連心,永遠一家人……”
攝制組到來的那天,還有一位白發(fā)蒼蒼的老太太隨行。拍攝結(jié)束后,有幾個人陪她坐在我的教室,聽了二十幾分鐘課,然后安靜地離開。
下課我走出教室,老太太從走廊另一頭迎上來說,中文課太有意思了。她握著我的手不斷道謝,一旁的獄方教育監(jiān)理介紹說,這位看上去十分嫻雅整齊的老人,是BPI項目的主要資助者之一。
學費、書本費、管理費,以及我們這些教授和管理人員的薪水……成年累月的花費不是一個小數(shù)目。為什么要資助這樣一個項目呢?我忍不住好奇地問。
“每個人都會犯錯誤,他們會,我們也會,”老太太從容地說,“當然,他們犯的錯誤比較嚴重。人的一生很長啊,我希望能幫助他們得到機會,重新再來一次的機會。”
是。不難推斷,他們被監(jiān)禁在這樣戒備森嚴的地方、服刑長達25年以上,必定做過不止一兩件傷天害理的事。但是,無論他們過去曾做過什么,只要我們能夠藉由這個平臺,向他們傳達一點人性的善、生命的美、自然的真純,讓他們學會與自己和解、與世界和解,今后真的能夠樹立起嶄新的人生觀和道德規(guī)范,那么,我們所有人為這個項目的存在和實施所付出的努力,就是有嚴肅意義的。
尾聲
等到“唐詩里的中國歷史文化”和“電影看現(xiàn)當代中國”兩門課陸續(xù)開起來,選修的學生已經(jīng)是10屆、12屆和13屆的學生混雜。我又多了指導碩士研究生論文的任務,有的學年開晚課,有的學期開暑期課,進出監(jiān)獄益發(fā)頻繁。平日里但凡能接起朋友同事的電話,對方一開口就少不得調(diào)侃一句:“從牢里出來了?”
然而監(jiān)獄里的教學空間是有限的。基礎學科以外的課程必須輪換,我的課程周期結(jié)束,要換給西班牙文化與文學了。最后一次課上,下課前十分鐘,所有我教過的學生都來到了我的教室——他們早就說服了獄警,否則在下課鈴響之前他們是不能離開各自教室的。他們逐一和我擁抱告別,每人送給我一支黑色圓珠筆說,我讓他們寫過的漢字,是他們鐵窗生涯里的陽光。
這個初夏,隨著學年的結(jié)束,我?guī)е?2支圓珠筆,離開了“東部懲教所”??葿PI 的發(fā)展越來越生機盎然,正重新定義著教育公平與刑事司法、社會安全保障之間的關(guān)系。
近年來,它一方面積極幫助康涅狄格州、艾奧瓦州、馬里蘭州、印第安納州和世界十幾個國家的高等院校,設計適合當?shù)氐谋O(jiān)獄學制教育項目。另一方面,它也秉持著“用知識重塑人生”的理念,在臨近地區(qū)嘗試用各種教育項目服務不同的弱勢群體。如今,紐約州政府社區(qū)服務中心、紐約市布魯克林圖書館等處,都有BPI 主導的新項目進入實施。
正如美國前總統(tǒng)Bill Clinton在他的著作《給予》(Giving)一書中所提到的,BPI 是“對一個安全的、更有創(chuàng)造力的社會最好的投資”。到今年秋天,這個項目將迎來二十周年紀念日,PBS的報道片也將正式播出。我肯定不會在電視畫面中看到自己,那么,我會看到這32支圓珠筆中的哪一支呢?
本文轉(zhuǎn)載自微信公眾號“湃客工坊”,作者江嵐。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芥末堆立場,轉(zhuǎn)載請聯(lián)系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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