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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稅繳納400萬，孩子依然“上學難”，莫讓“學籍”成為另一個“戶籍”！

最近幾天，北京粉筆藍天科技有限公司CEO張小龍在微博抱怨，表示個稅交400萬，企業(yè)交稅8000萬，因為學籍問題，孩子上學難。該微博在網絡上引發(fā)熱議，最后以刪帖、道歉收場。

撇開這件事情之中一些情緒化的爭論，我們想跟大家一起來看這次的“上學難”跟過去有哪些不一樣？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對未來會產生哪些影響？社會和我們又該如何應對？

自己出錢上私立學校，依然難逃上學難

過去我們講“上學難”，主要是城市公辦學校的“上學難”問題，因為公辦學校的學位供給意味著地方政府大量的財政支出。2016年，北京小學生均公共預算教育事業(yè)費已達25793.55元/年（全國平均水平只有 9557.89元/年）。推動地方政府投入更多資金，增加義務教育供給注定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因此，過去無論是“5證變成28證”的入學門檻，還是符合入學條件后，但是由于公辦學校學位緊張，只能去讀民辦學校的故事，核心都是流動兒童入讀公辦學校的“上學難”問題。

但是，這次的“上學難”卻有點不一樣，因為孩子要入讀的是一所私立學校，家長自己掏錢支付學費，并不需要政府承擔公共服務成本，孩子也已經通過學校的入學申請，學校方面也不存在學位不足的問題。

問題出在哪里呢？“學籍”

2013年之后，中國建立起了全國統(tǒng)一的學籍信息管理制度，民辦學校也需按照國家規(guī)定建立學籍管理制度，但是執(zhí)行過程中，只有通過區(qū)縣政府審批，才能最終辦理學籍。這個具體案例中，一共涉及到4個可能辦理學籍的地點，戶籍所在地(具體地址不詳，總之不在北京)，居住地（居住證所在地，北京 海淀區(qū)）、工作地（社保和納稅所在地，北京 朝陽區(qū)）、入學地（北京 順義區(qū)）。在其居住地，因為海淀區(qū)出臺了“一套房子只能給一個孩子辦學籍”的規(guī)定，為了不占用朋友家孩子未來的學籍名額，只能嘗試其它選擇，結果卻四處碰壁，跑到微博上抱怨幾句，吐吐苦水，結果在網絡上引發(fā)熱議。

全國統(tǒng)一學籍，卻成了新的壁壘

看似再普通不過的學籍，這次為什么會成為“上學難”的主要問你呢？

一切都要從2013年8月，教育部頒布出臺的《中小學生學籍管理辦法》說起，其中規(guī)定：“學生初次辦理入學注冊手續(xù)后，學校應為其采集錄入學籍信息，建立學籍檔案，通過電子學籍系統(tǒng)申請學籍號。學籍號以學生居民身份證號為基礎生成，一人一號，終身不變。”至此，學籍號成為了對于每個學生而言都至關重要的東西，因為未來，跟教育相關的每一步都將與之相伴。

新的問題隨之而來，學籍應該在哪里辦呢？對于一個靜態(tài)的社會來說，人們居住、工作、生活、孩子上學都在同一個區(qū)域，一切自然不成問題?？墒侨缃裆鐣l(fā)展越來越快，世界也變得越來越小，無論是區(qū)縣還是城市，甚至是省和國家，都已經越來越難以涵蓋我們生活的邊界。這次的“上學難”案例，家庭的居住地、工作地和孩子的上學地盡管都在北京市，但是卻分屬于三個不同的區(qū)，因為各區(qū)之間政策不同，孩子的學籍又一定要在區(qū)級辦理，問題陷入無解的循環(huán)。

有沒有一種熟悉之感？1958年1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會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其中規(guī)定：“嬰兒出生后一個月以內，由戶主、親屬、撫養(yǎng)人或者鄰居向嬰兒常住地戶口登記機關申報出生登記。”此后，各種公共服務紛紛與戶籍掛鉤，大城市戶籍壁壘高起，想必很多在大城市生活的人都曾經歷過因為證件丟失，而不得不趕回戶籍地辦理的經歷吧。

國務院于2014先后出臺了《國家新型城鎮(zhèn)化規(guī)劃（2014 - 2020）》和《關于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將“1億左右農業(yè)轉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鎮(zhèn)落戶”列入發(fā)展目標，才讓人重新看到一絲曙光。直至最近兩年，城市之間此起彼伏的“搶人大戰(zhàn)”，才讓人們看到撕開戶籍壁壘的更多希望。戶籍制度走過了60年，從“登記條例”，到嚴格的“落戶審批”，1/6的中國人在自己的國家成為“流動”人口，希望這一幕未來不會在學籍管理制度上重新上演。

學籍問題帶來的上學難，究竟影響了誰？

如果您是一個城市白領，并且居住、工作和孩子上學都在同一個區(qū)縣范圍內，目前的學籍政策應該不會對您帶來多大影響。但伴隨著城市軌道交通的發(fā)展，工作在內城，居住在外城早已成為了很多人的日常。居住地與工作地的分離，很多人會被擋在“五證”審核的門檻之外，學籍問題將會成為巨大的困擾。

并且，還有更多人，生活在城市邊緣，可能沒有一份“穩(wěn)定”的工作（未繳納社保），但是卻為這個城市提供著早餐、外賣、快遞、家政等等不同的服務，他們也毫不意外地被擋在“五證”審核的門檻之外。

他們的孩子入讀公辦學校的路被擋住了，可是他們依然不希望跟孩子分離，讓孩子回老家做留守兒童——在北京還有一百多所低收費民辦學校，常被人們成為“民辦打工子弟學?！?，父母們每個學期支付2000元至5000元不等的學費，換來孩子可以繼續(xù)在父母的陪伴下成長的機會。   

2013年之后，隨著“五證”門檻日益升高，即使是在這些民辦打工子弟學校上學的兒童，辦理學籍也開始需要“五證”，很多家庭只能選擇返回戶籍地給孩子辦理學籍，于是孩子們也越來越多的只能選擇返回戶籍地就學了。    

據新公民計劃的調查，2014年8月，北京一共有127所民辦打工子弟學校，在校學生人數約10萬人，到2018年3月，北京還有107所民辦打工子弟學校，但是在校學生人數僅有約5萬人了。近幾年，在北京，因為學籍的問題，不得不返回老家成為留守兒童的孩子越來越多了。

流動兒童上學很難，學籍就不要來搶鏡了!

可是，真的要這么難嗎？不妨來看兩組數據：

先來看北京：1993年，北京市常住人口1112.0萬人，稅收收入148.19億，小學學校數 3190所，學位供給數 102.22萬；到了2016年，北京市常住人口 2172.9萬，稅收收入4452.97億元，小學學校數 984所，學位供給數 86.84萬。24年來，常住人口數增長95.4%，稅收收入達到30.05倍，可學校數量只剩當年的30.85%，學位供給數只有當年的84.95%。

再來看上海：1993年，上海市常住人口 1381.00萬，稅收收入252.99億，小學學校數 2122 所，學位供給數 116.70萬人；到了2016年，上海市常住人口 2419.70萬，稅收收入5625.90億，小學學校數 753所，學位供給數 78.97萬人。24年來，常住人口增長75.21%，稅收收入達到22.24倍，學校數量只有當年的35.49%，學位供給數只有67.67%。

事實很清楚，在過去的20多年間，我們的城市人口在增長，經濟水平和財政收入在飛速提升，可是城市里的學校變得更少了，學位供給數也變少了，孩子們上學變得更難了，對于流動兒童，上學就更難了。

自2014年《國家新型城鎮(zhèn)化規(guī)劃（2014 - 2020）》出臺以后，嚴控特大城市人口規(guī)模這條紅線，一直與北京、上海這兩個超大城市的發(fā)展相伴。無論是北京的要求的“五證”還是上海與社保綁定的“居住證”，對于生活在這兩個城市里的流動兒童而言，入學的門檻都變得更高了。在這兩個城市中，學籍辦理的要求，都保持了與入讀公辦學校的門檻一致。因此，在這兩個城市中，過去為大量無法入讀公辦學校的農民工子女提供提供了就學緩沖空間的民辦打工子弟學校（北京）和納民學校（上海），其學校數量和在校生規(guī)模，都在迅速縮小，大量的孩子不得不離開自己出生、成長的城市，返回陌生的老家，成為低齡的留守兒童。

最后，還想再說一次，對于流動人口家庭而言，努力讓孩子留在父母身邊，在城市里上學，已經是一件很難的事情了。畢竟在全國1.03億受人口流動影響的兒童之中（0-17周歲），只有不到1/3（3426萬）的兒童能夠跟父母一起生活在城市，還有超過2/3（6877萬）的兒童只能在老家留守。所以，關于學籍，特別是民辦學校的學籍問題，期待地方政府可以有更加靈活的政策，而不必跟公辦學校的入學門檻保持一致。一個學籍檔案，并不消耗什么公共資源，反而能夠讓執(zhí)政者更加全面地了解真實的學生狀況。我們真切期待學籍不再成為城市人口管控的工具，讓學籍為孩子的成長服務，而不是讓家庭為了孩子的學籍愁斷腸、跑斷腿。畢竟這些孩子的未來，就是這個國家的未來。

本文轉自微信公眾號“新公民計劃”，作者魏佳羽。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芥末堆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