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教育部公布的數字，從 2018年2月開始，全國共摸排約40萬家校外培訓機構，整改27.3萬家。圖/視覺中國

過去一年里，密集出臺的政策在不同層面“規(guī)范”著教育行業(yè)的現狀，不斷抬高教育市場內部的壁壘，約束各類資源流轉速度，迫使供需矛盾、主體競爭在逐步變小的市場空間里，加速摩擦和調整。

“創(chuàng)新”這個詞對黃雅來說有點怪怪的味道，但她必須這么做。

距離北京教育培訓重地海淀黃莊20公里，有一所能容納700個孩子的新建小學。它在海淀區(qū)邊緣，與一片農田相鄰，沒有知名的培訓品牌觸及此地，但仍毫無意外地形成了一個減配版的焦慮中心。

近幾年，周邊的兩個新建社區(qū)陸續(xù)入住大批在北京漂泊的“新移民”，改變了之前頗為寧靜的鄉(xiāng)村氣息。在新建小學終于達到6個年級完整建制的最近兩三年里，周邊的1公里內冒出十幾家小微教培機構。

即使是減配版，在此地拓荒的教育機構業(yè)務核心類型，和K12（kindergarten through twelfth grade，即學前教育至高中教育的階段）相關行業(yè)并沒有本質不同，一是語數外各類學科輔導；二是琴棋書畫音體美的“素質教育”。

黃雅創(chuàng)立了其中一個。

和業(yè)內稱之為“作坊式”的小微機構一樣，她的商業(yè)模式并不復雜，家搬到郊區(qū)，孩子就近入學、自己上班遙遠，做一個教育機構，從托管開始積累生源，再延伸到學科輔導課程。

“創(chuàng)業(yè)確實挺難，做了兩年多也算站住了腳，但2018年開始，情況變了?！秉S雅說。

一年來，當地的鄉(xiāng)政府帶隊教育、衛(wèi)生、公安、消防等多個相關部門連番前來檢查，十幾個成人瞬間擠滿并不寬敞的教室。

一直堅持正規(guī)經營的黃雅起初并不擔心，但她很快明白過來，一年來的檢查主題只有一個，禁止各種類型的補課、培優(yōu)課程。

黃雅主動停止了這些項目，也切斷了這家小微機構的主要盈利來源。“現在只有營收沒有利潤，如果不想其他的辦法，只能是白忙活。”她說。

在告別了教育行業(yè)調控文件層出不窮的2018年后，1月10日，距海淀黃莊2公里開外 ，教育投資機構無界加速器和拼圖資本在一家咖啡館里舉辦了一場K12教培市場的趨勢研討會。主辦方原本準備了50個座位，現場卻來了接近3倍的聽眾。

這次討論的主題也透著行業(yè)的“焦慮”：政策頻出，路在何方？

分層與壁壘

據《財經》記者不完全統(tǒng)計，2018年，國務院、教育部以及其他部門出臺與K12相關的政策達到了13個，平均每月超過1個。12月28日和29日兩天內發(fā)布了兩個政策，嚴禁有害APP進校園的政策和“史上最嚴”減負30條，為這一罕見的“調控年”畫上句號。

過去一年里，這些政策在不同層面“規(guī)范”著教育行業(yè)的現狀，不斷抬高教育市場內部的壁壘，約束各類資源流轉速度，迫使供需矛盾、主體競爭在逐步變小的市場空間里，加速摩擦和調整。

首先是學歷教育。其中市場最關注的是《民辦教育促進法實施條例（修訂草案）》的征求意見稿和送審稿，為該法案畫出“營利性”與“非營利性”兩個“圈兒”，并制定具體的操作方案。

特別是2018年8月送審稿禁止集團化辦學企業(yè)和機構通過兼并收購、加盟連鎖、協(xié)議控制等方式控制非營利性民辦學校，直接觸發(fā)港股教育板塊大跌，個股最高跌幅超過50％。

行業(yè)的下跌趨勢在三個月后加劇。2018年11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關于學前教育深化改革規(guī)范發(fā)展的若干意見》公布，學前教育階段不管營利性還是非營利性企業(yè)和機構，都禁止資本化操作和上市。美股紅黃藍連續(xù)兩次觸發(fā)熔斷，最大跌幅接近60％，港股教育板塊也受政策影響整體下跌。

該領域的企業(yè)和機構措手不及。最高層級的發(fā)布也顯示著堅決的態(tài)度：通過公辦和普惠幼兒園的形式，扭轉該領域以市場化機構為主體的態(tài)勢，轉而由政府承擔主要責任。義務教育禁止營利性機構、限制集團化辦學，而學前教育只給市場留了20％的份額，整個K12階段的學歷教育市場被嚴格“圈禁”起來。

在北京民辦教育學會副會長馬學雷看來，國家在基礎教育方面的政策走向有三個關鍵詞，學前教育是“普惠”義務教育是“均衡”，高中則是“普及”。

這三個關鍵詞預示著政府將致力于“抹平”三個階段的不同地域、不同層級甚至不同性質學校之間的質量落差。前期筑起的壁壘，也在約束市場和資源從這些落差中快速游走以尋找機會。

需求會變嗎

輔助學歷教育的教培市場也在教育調控中經歷震蕩。圍繞“減負”“整改”的4個政策貫穿了2018年全年。根據教育部公布的數字，從2018年2月開始，全國共摸排約40萬家校外培訓機構，整改27.3萬家。

在規(guī)范教培市場的同時，標準也隨之確立下來：生均面積不低于3平方米、下課時間不得超過晚上8點半成為明確的“紅線”。

如今這場“運動”結束，在海淀區(qū)邊緣，黃雅的機構暫時存活。緊挨著她機構的另一家小機構堅持做學科輔導，結局是不得不“關張”。原先的各色奧數杯賽們被叫停，或改名求生。

大刀闊斧的改革后，家長和孩子們的學習、升學焦慮并未消散。

在2018年的尾巴上，西城區(qū)家長李曉寧在海淀黃莊給六年級的女兒爭取到了一個奧數集訓班的席位。每周四晚上她和丈夫都陪著女兒從6點半學到8點半，在她看來，這里的輔導熱度沒有受到什么影響，品牌大機構屹立不倒，來往的孩子和家長依然絡繹不絕。

李曉寧在西城區(qū)有一套學區(qū)房，她一直不讓女兒考試、參賽拼海淀名校，只想安靜地等待學區(qū)的電腦排位。這個想法到孩子六年級時全線失守。班上大部分學生都上奧數班，她擔心女兒會在同學中間“受挫”。老師抓得也緊，打電話告訴她，她的女兒在最近三次的數學模擬測驗中都差幾分考到“優(yōu)”，希望家長多投入精力輔導。

除了現場聽課，李曉寧也讓女兒上過網課，但她偶爾會走神兒，畫起畫來，這是曾經讓李曉寧驕傲的特長。為什么不先做完作業(yè)再畫畫？她問過孩子。女兒回答很干脆：做完肯定到晚上11點，不可能再有精力畫畫了。

距離海淀黃莊1200公里外，在上海一所公辦小學任教的陳虹羽，也在疲于應對此次“減負”運動?！皽p負30條”嚴格控制了考試次數和作業(yè)量，小學一二年級不能留書面家庭作業(yè)，三至六年級的家庭作業(yè)則不得超過60分鐘。這個目標令陳虹羽左右為難。以她帶過的四年級學生為例，有的孩子在放學前就可以完成全部作業(yè)，有的卻總要拖到半夜十一二點。

提出作業(yè)負擔太重的家長并不是很多，相反，若作業(yè)太少，有些家長會對老師頗有微詞。但在眼下各類政策的影響下，老師們開始把“家庭作業(yè)”稱呼為“課堂作業(yè)”，把“考試”稱為“測試”。有人說回家作業(yè)是一張張考卷，看起來“嚇人”，各學科的老師不得不把考卷裝訂成冊，改稱“校本作業(yè)”……

陳虹羽眼中“不可能的任務”還包括既要保證教學質量，又要提出種種限定讓學校和老師絞盡腦汁地應對。真正的問題不僅是學生負擔過重，也是如何讓有能力的學生獲得更多的機會。

“為什么有能力、又喜歡學習的孩子，卻硬要我們照顧均衡，限制他們學呢？”陳虹羽說。

不管是被裹挾進焦慮中心的李曉寧的女兒，還是陳虹羽那些“喂不飽”的學生，都面臨著切實的學習需求。

政策一方面陸續(xù)禁絕“重點班”“快慢班”的內部分類，學校辦學自主權越來越?。涣硪环矫嬗衷诩s束市場的供給，并沒有給這些需求預留供給和出口。

馬學雷認為，2018年的“政策調控”意味著教育評價標準開始發(fā)生實質性的轉變，從考試成績到素質教育，這是教培行業(yè)面臨的風險和機遇。“趕快丟掉現有的模式，不斷創(chuàng)新才有出路。”

在他看來，教培行業(yè)正在面臨迭代式轉型的階段，2000年以前的20年是野蠻生長的“游擊隊模式”，2000年之后是以好未來為代表的規(guī)?；?、產品化、資本化企業(yè)運營為主流，如今又20年過去了，學科輔導這條最大的賽道將會越來越窄。

政策導向一方面在限制“培優(yōu)式”的學科類輔導，另一方面則希望市場為管理部門倡導的素質教育方向提供“彈藥”，但市場需求顯然還沒有因此發(fā)生明顯的改變。

環(huán)球優(yōu)學聯合創(chuàng)始人張建生在前述研討會上介紹，這家以學科輔導見長的新三板企業(yè)，2018年在沒有增加投入和加大推廣的前提下，業(yè)務增長了36％。

“我看過京津冀三地，家長對這方面確實越來越重視，三四線城市與一二線城市之間的認知差距也在不斷縮小，但是素質教育機構經營狀況都比較差?！睆埥ㄉf。

政策對素質教育的提倡，和“減負”一樣歷史悠久，它首次出現在中央文件里，是在1994年的《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學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見》中。

大的趨勢可能在變，但高考這支“指揮棒”本質上仍然是選拔機制，伴隨它產生的、提升學習成績應對各類考試的剛性需求至今未變。在張建生看來，企業(yè)的首要任務是滿足市場需求，活下來才能談發(fā)展。

未來更難？

K12學歷教育嚴格限制資本進入，過去兩年受追捧的在線教育企業(yè)也不好過。中小學生在線輔導機構猿輔導近日向不同媒體確認，因難以杜絕公立學校老師兼職，已主動關閉1對1輔導模式。

拼圖資本創(chuàng)始合伙人王磊提供的資料顯示，從2017年1月到2018年12月，在不同輪次融資過億美元的5家K12教育相關企業(yè)，都以線上產品為主營業(yè)務，包括“猿輔導”的兄弟產品“猿題庫”。

不管是線上學科輔導還是教輔工具，2018年的政策都有至少一款適合這些公司。校外培訓機構整改行動，要求在線學科輔導按照線下培訓機構同步管理，聘用公辦教師的禁令也被反復強調。

2018年末出臺的《關于嚴禁有害APP進入中小學校園的通知》則針對各類在線教輔工具，也明確了雙責任主體，學校負責選用，教育行政部門審查和主管。

行初教育服務機構發(fā)起人、上海行仕律師事務所首席業(yè)務顧問李春光對《財經》記者表示，管理部門和校長的責任風險，會導致校長和管理部門對APP進校園的積極性變低，進而容易誘發(fā)企業(yè)進行權力尋租的法律風險?！皬睦硇越嵌瓤?，讓學校擁有更多自主權，作為市場主體與企業(yè)實現自主公平交易，是理想的狀態(tài)，但現在障礙重重。政府的招投標制度已經成熟，將其引入教育系統(tǒng)的APP采購程序中是更現實的選擇。”

而目前的情形是，有的地方行政部門隨意設門檻，如要求APP開發(fā)企業(yè)必須在當地注冊公司，大大提高了企業(yè)進入的難度，對市場秩序造成影響。

有害的APP絕對不讓進校園，優(yōu)秀的也不一定進得去，已經身在其中的，由于壁壘的升起，已經變成某種“寶貴資源”。

李春光把2017年稱之為“聚云”，以《民辦教育促進法》為主進行政策定調；2018年是“打雷”，落地政策密集出臺；2019年則可能是“下雨”，政策的力度、深度會更加明顯，不只是在線教育，整個教培行業(yè)都要做好深刻轉變的準備。

王磊在上述研討會現場做了一個簡單的調查，哪家創(chuàng)業(yè)公司獲得過投資，應者寥寥。這并沒有讓他意外，在他看來，K12教育相關行業(yè)的資本會向頭部已形成規(guī)模的企業(yè)集中，小微機構融資越來越難，呈現兩極分化的特點。

“現在已經是‘馬太效應’了，也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會推動優(yōu)秀創(chuàng)新企業(yè)迅速做大規(guī)模，另一方面也對更大范圍的創(chuàng)新活力有所抑制。”王磊告訴《財經》記者。

對于活過2018年、正在思索創(chuàng)新的黃雅來說，未來并不可知。（文中黃雅、李曉寧、陳虹羽均為化名）

本文轉自微信公眾號“財經雜志”，記者袁建勝、相惠蓮，編輯朱弢。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芥末堆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