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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信息技術對教育發(fā)展有革命性影響”已形成共識。近些年來，隨著大數據技術的興起與應用，教育正面臨著全新的機遇與挑戰(zhàn)，教育與大數據同行，將會為我們呈現科學化、精確化、智能化、個性化的美好教育圖景。

2016年5月，《科學》報道了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主任France Cordova 關于NFS 未來幾十年的發(fā)展藍圖，更是將大數據支持下“開發(fā)和評價創(chuàng)新性的學習和教學機制方式”納入其重點解決的科研前沿。但是，技術是把雙刃劍，隨著技術與教育融合的不斷深化，基于來自教育場域中的數據而開展的科學決策、教育研究將成為新常態(tài)，基于數據的各類創(chuàng)新性教學服務將不斷涌現。大數據在為教育帶來巨大價值的同時，也孕育著我們無法預知的風險，由此可能引發(fā)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和倫理挑戰(zhàn)。

教育是特殊的社會子系統(tǒng)，事關人的發(fā)展、國家和民族的未來，在技術快速演進、法律法規(guī)相對滯后的當下，盡快開展教育數據倫理的系統(tǒng)研究，防范可能的風險，為教育的健康發(fā)展設置“看門人”，對大數據時代的教育尤顯急迫而重要。

一、教育數據倫理

教育關系到人的發(fā)展和社會的運轉，其涉及的數據類型紛繁復雜，其中最值得關注的數據有四大類：公共數據，也就是國家和各級政府在開展教育公共服務時，搜集、統(tǒng)計、累積而產生的一系列數據，其基本的特點是數據的搜集者和擁有者是各級各類政府機構；個體數據，也就是參與教育活動的個體，特別是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所生成、沉淀、累積下來的各類數據；研究數據，是指針對特定目的而開展的教育研究過程中所搜集的數據，特別是事關研究對象的各類敏感性數據； 跨界數據，所有與教育有關、由其他領域所產生的各類數據。 

不管是哪一類型的教育數據，均具有一致的生命循環(huán)特征：產生數據、采集數據、擁有數據和使用數據。

盡管數據是由比特（Bit）組成，是非物質的，但是數據已成為人類生產資料的重要組成部分，被喻為21世紀的石油，是當今第四種科學研究范式的核心研究對象。當前，大家關注和討論的焦點是大數據。但是，從本質上講，對于各行各業(yè)來說，數據本身最為重要，而不在于其為大數據（Big Data）還是小數據（Small Data），教育數據關注的是數據本身的客觀價值。

長期以來，教育系統(tǒng)持續(xù)積累、匯聚了大量的各類數據，特別是量化學習運動將會帶來數據的進一步迅猛增長，對于這些教育數據的持續(xù)收集、分析和應用，將有效促進教育創(chuàng)新，其對教育現在和未來的影響也是不可小覷的。

教育數據倫理問題是技術促進教育變革進程中的必然產物，是教育倫理的有機組成部分。教育數據倫理是對教育數據產生、采集、存儲和分析利用過程中所應秉持的道德信念和行為規(guī)范的理性審視，是大數據時代教育場域中有關道德重構的哲學研究。目前，“人—技”協同進化的教育發(fā)展態(tài)勢日趨明顯，需要教育數據倫理來回答什么是對、什么是錯，指出什么是應該提倡的、什么是應該摒棄的，引導技術與教育融合的進程和諧共進，杜絕技術異化而導致的對教育主體的桎梏，服務教育的本質要求，滿足人的價值需要，助力人的全面發(fā)展。

對于技術裹挾下快速演變的教育系統(tǒng)，急需教育“看門人”為大數據時代教育的發(fā)展和演進掌舵，教育數據倫理研究應義不容辭地承擔起這個重要的時代使命。圍繞數據驅動下的教育研究、應用與服務，確立普世的道德標準作為底線，制定適當的法律法規(guī)來約束相關方的行為，建構相應的倫理框架并根植于大數據技術體系來防止技術研發(fā)、運用與服務過程中的異化，是教育數據倫理在今天和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的主要挑戰(zhàn)和根本任務。

二、教育數據倫理的分析框架

教育數據倫理關注的核心是樹立共同的道德信念，勾勒教育數據采集和使用過程中的關系與準則，追求教育效用的最大化。對于教育數據倫理所面臨的問題分析與討論，可以遵循 VBTC分析框架，即基于價值、利益、時間、情境因素的分析框架。（見下圖）

面向教育數據倫理的VBTC分析框架圖

教育數據倫理分析的出發(fā)點和落腳點就是圍繞數據的利益相關方的價值沖突和利益沖突，所要解決的根本問題就是消除沖突、協調沖突、規(guī)避風險，開展主體與客體之間的價值協調、利益平衡，同時，由于認識的局限性和教育系統(tǒng)演進的動態(tài)性，必須考慮教育數據生命循環(huán)過程的時間和情境特征。只有綜合考慮價值、利益、情境和時間等多重要素對教育數據倫理進行設計，方能保障教育數據采集、研究、分析與應用的合理性、規(guī)范性和有效性。

（一）價值構建與認同是教育數據倫理面臨的根本挑戰(zhàn)

教育數據關系學習者個體的發(fā)展和社會公眾的共同福祉，其生產、采集、擁有與使用的每個環(huán)節(jié)均需我們深入思考，進行必要的道德拷問和法理梳理，引導社會大眾走向價值趨同，消解教育數據生命循環(huán)過程中可能產生的歧義，促進教育數據價值一致性的構建和道德信念的樹立。

教育數據價值構建的最大挑戰(zhàn)來自于教育系統(tǒng)特性的本身：教育是服務于人的發(fā)展的，而這正是問題復雜性的根源。這種復雜性促使教育數據倫理的分析和研究需要在兩個思考維度上同時展開：既需要為教育數據設立普世道德原則的一階邏輯思維，也需要善于開展時序化、情境化教育數據價值思考的二階邏輯思維。當前，急需建構教育數據倫理的研究與分析方法論，促進相關價值觀的形成與認同。

（二）利益機制設計是解決教育數據倫理問題的主要抓手

從數據生命循環(huán)的角度來看，教育數據的利益相關方基本上可以細分為四類：數據生產者、數據擁有者、數據搜集者和數據使用者，當然，它與現實中的利益主體不一定是一對一的關系，可以是多對一，也可以是多對多的關系。在很多時候，教育數據倫理直面的就是各利益相關方的利益沖突，教育數據倫理的主要任務就是平衡各方利益，提出相應的體制機制，使教育數據在運轉過程中實現教育的效用最大化。

教育數據倫理中的利益機制設計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更重要的也是首當其沖的是一個教育問題。在利益機制設計中，教育價值的遵從是最基本的要求，教育規(guī)律的適切是最基本的原則。教育數據倫理中討論的相關的利益是多元的：教育的、社會的、經濟的、個人的，等等，其對應的利益主體也可能是國家、家庭、個人、某個特定組織等多方的，這些利益的考量和利益主體的互動將在時間 和空間的約束下呈現出復雜的圖景，需要加 以精心設計、規(guī)范和引導。

（三）時序性和情境化蘊含教育數據倫理的動態(tài)性

時序性和情境化是教育的基本特征，教育場域中所產生的數據具有天然的時間特性和情境內涵。因此，時間和情境，是教育數據倫理分析和研究的參考原點。

時間和情境在很多時候可能是我們回答相關問題的關鍵（如，某種類型的教育數據是否應該被采集？是否應該被永久保存？應該被誰所擁有？是否應該被公開？等等），會直接影響到教育數據的價值和可用性（如，用某個人現在的教育數據來預測其人生的未來一定正確嗎？某個人的小學成績數據對于大學的他或她還有意義嗎？等等），也可能會影響相關機制體制的設計（如，誰應該對教育場域中的歷史數據的丟失負責？誰對特定時間和情境下的教育數據擁有什么樣的責、權、利？等等）。時序性和情境化的特征決定了教育數據倫理的動態(tài)性，需要我們以發(fā)展的眼光積極地面對。

三、教育數據倫理的三個基本問題

全面完善的教育數據倫理體系的建立需要包括教育主管部門、學界在內的全社會的共同努力，相關的價值趨同與法律法規(guī)的建立也需要相當長的時間。但是，目前技術與教育的融合進程正在快速推進，教育對大數據的擁抱也表現出極大的熱情，對數據驅動下的教育創(chuàng)新充滿期待，因此有必要加強對當前教育數據倫理中面臨的一些基本問題的討論，這將有助于提供方向性的指引，從而為教育的發(fā)展保駕護航。

作為由物理世界向網絡世界延伸與拓展中面臨的倫理挑戰(zhàn)，教育數據倫理大廈的構建要基于傳統(tǒng)的倫理發(fā)展脈絡與理論體系，首先需要回答人們關心的基本問題，奠定教育數據倫理的邏輯起點。從互聯網+教育場域構建的迫切性來看，教育數據倫理目前急需從價值、權利、行為三個層面來回答三個基本問題。

（一）教育數據的價值定位

正如康德主義和美德倫理學所一直關注的那樣，任何倫理學都需要首先回答什么是對的、什么是不對的，也就是價值定位。有關教育數據對教育核心價值的討論，是我們通向構建教育數據倫理理論體系的起點，而教育數據核心價值定位的明確，更是構建教育數據倫理大廈的邏輯原點。

大數據的核心價值是什么？舍恩伯格說是“預測”。誠然，數據特別是海量數據蘊含有豐富的信息，可以為人們提供了解未來發(fā)展趨勢的可能，但是，“預測”的價值定位有可能引導人們走向數據決定論，容易出現“貼標簽”效應，比如，某個學生一定學不好、不宜于考大學、會成為一個壞人等，這對于教育來說，其后果可能是災難性的，將背離育人的基本內涵。

對于教育來說，盡管數據一樣能夠提供預測服務，但是，教育數據為教育帶來的最大價值不是預測，而是對教育本身的“洞察”：它讓教師有機會深度觀察自身的教學行為和每 位學生的真實狀態(tài)，使科學調整教學模式、實施個性化教學成為現實；它讓學習者具備了自我審視的能力，使全方位了解自己、開展自我精準調整、實現高效學習成為可能；它讓教育管理者能精準、及時把握教育系統(tǒng)的要素（特別是教師和學生），為教育管理決策提供科學的依據，為采取相應的措施提供合理的理由。“洞察”的價值定位的本質是數據服務論，它可助力教育向因材施教、個性化學習的目標高速邁進。

（二）教育主體的數據權利

互聯網教育作為一個全新的教育場景和生態(tài)，急需類似社會契約論方面的理論引導， 制定教育數據采集與使用過程中應共同遵守的契約。而契約的核心是權利，也就是教育數據權利。教育主體數據權利的清晰界定，是構建大數據時代規(guī)范場的基石。

隨著技術的快速進展及其與教育的深度融合，針對教育場景的量化將愈來愈方便、越來越徹底，人們將史無前例地擁有全方位深度觀察教師和學習者的能力，特別是對學習者進行數據化構建成為可能，學習者愈發(fā)透明化。這種深度“洞察”為我們的教育研究和教育服務帶來巨大價值的同時，也蘊含著對教育參與主體，特別是學習者隱私泄露的風險，而且教育數據的收集、使用越充分，所帶來的危害可能越大。因此，對教育數據采集與使用過程中教育主體數據權利的界定尤顯重要，輕則漠視教育主體的隱私，重則影響整個教育生態(tài)體系的健康循環(huán)。

對學習者來說，隱私權的侵犯將會危及學習權、發(fā)展權乃至身心健康與人身安全。任何公共教育數據的公開與共享，都要盡量避免涉及學習主體個人的細致信息以及區(qū)域、種族差異論；任何教育研究數據的發(fā)表、發(fā)布都必須對被試對象的信息進行脫敏，并要保證數據的客觀性；任何學習對象對在享受學習服務過程中產生、搜集、存儲與自身有關的數據都要享有知情權，并且相關數據需要得到有效的保護，在獲得學習者授權的情況下方可合理使用。

（三）教育數據的教育效用

從行為功利主義和規(guī)則功利主義來看， 所有圍繞教育數據所展開的行為均應服務于教育效用的最大化。基于教育本身的特點，教育數據易被打著教育或研究的旗號，在收集與使用過程中偏離于其本來的目的，這既有教育效用測度的模糊性的原因，更有人為地對教育效用的故意扭曲的可能。深度厘清教育效用，是有效指導互聯網教育場域中主客體行為的基本前提。

教育數據的教育效用主要體現為教育數據采集與使用過程中價值與利益的權衡，有關針對教育數據本身的價值認識和教育數據 服務過程中所產生的利益沖突，也是教育數據倫理所面臨的主要矛盾。價值趨同和沖突消解也就成為教育數據倫理的核心追求。教育數據服務對象具有多元化和高度個性化特征，如何促進教育效用的優(yōu)化，需要深入的討論和全社會的共同努力，任務艱巨。與此同時，教育數據服務兼具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涉及的相關利益主體復雜多變，服務過程又具有時序性和情境化特征，相關利益機制的設計也超越了單純的經濟利益機制，需要盡早展開有針對性的研究，以保障教育數據所發(fā)揮的效用最大化。

四、教育數據倫理的研究視角

（一）傳統(tǒng)倫理學視角：推進道德自律、法律法規(guī)與監(jiān)管

傳統(tǒng)倫理學無論是從基本原則層面（如安全原則、公平原則、優(yōu)先原則、知情同意原則等），還是從專門范疇的討論層面（如制度倫理學、責任倫理學、功利倫理學、美德倫理學 等），都 為教育數據倫理的研究指出了恰當的遵循基礎和努力方向。

教育數據倫理的當務之急是要建立基本的倫理準則，避免道德失范，推進所有利益相關方的道德自律；推動有關教育數據的法律、法規(guī)建設，防止法律缺位，約束所有利益相關方的行為；完善相關制度建設，提倡教育數據 服務過程的監(jiān)管，促使教育數據服務合理、合 法、合規(guī)并高效。

（二）技術視角：避免技術異化

“ 技術無好壞，亦非中立”。技術可能由于技術的發(fā)明人而帶有與生俱來的偏見性（如“周邊定律”：將特定的技術或算法天然地 植入用戶設備中），也 有可能由于某種特定的使用方式而形成“過濾氣泡”效應，進而對人的行為進行調節(jié)和限制，一旦這些行為與服務對象的意愿相違背，問題將不可避免地產生。

對于教育數據來說，技術的擁有者和使用者可能利用“周邊定律”來量化學習者的行為、采集特定的數據而不為學習者所知，大量收集、存儲廣大學習者的各種數據從而形成數據壟斷，設計特定的算法出于不為我們所知的目的來挖掘和分析教育數據，而這些不恰當的價值判斷和利益驅動下的技術異化是促使教育數據倫理問題尖銳化的重要物質推手。

對于教育來說，我們不僅僅要求技術的發(fā)明人、制作者、擁有者和使用者能夠進行道德自律，更要建立盡可能完備的倫理框架，并要強力介入教育數據服務的各個環(huán)節(jié)中，形成倫理滲透效應，以有效約束和規(guī)范技術的使用，避免技術的異化。

（三）教育視角：提升教育數據素養(yǎng)

教育領域對大數據技術的熱情期待和擁 抱，是信息技術與教育融合發(fā)展到新階段的必然產物，教育數據的大量積累和使用將加快教育創(chuàng)新的速度、拓展教育創(chuàng)新的深度和延伸教育創(chuàng)新的廣度。從這個意義上來講， 教育數據已是教育生產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充分發(fā)掘、運用好教育數據生產力，對教育改革和發(fā)展意義重大。

從教育實踐的角度來看，推動教育數據生產力的關鍵要素是一線的教育管理者和教師，應該在強調信息技術素養(yǎng)的基礎上更加旗幟鮮明地提出“教育數據素養(yǎng)”，培養(yǎng)他們的數據意識和善于搜集數據、科學分析數據、合理使用數據、實施精準教育教學服務的能力。教育數據素養(yǎng)的提升將為數據驅動下的教育進步提供必要的保障。

教育數據及其相關技術與應用服務為教育創(chuàng)新發(fā)展提供了新引擎，也隱含著毀滅任何一個學習個體的危險。盡管教育數據才剛剛為我們帶來教育創(chuàng)新的曙光，但是相對于其他社會子系統(tǒng)來說，教育系統(tǒng)更需要超前部署、未雨綢繆。對教育數據倫理的求索，是對大數據時代教育規(guī)范場的建構，有效促進技術與教育的深度融合，才能讓科學技術的發(fā)展更好地惠及并推動教育的進步。教育數據倫理的有效建立，將會為新一輪教育的改革和發(fā)展夯定更加堅實的基礎，引領技術與人文統(tǒng)一邁向新高度。

* 作者簡介： 劉三女牙，華中師范大學國家數字化學習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楊宗凱，華中師范大學校長，國家數字化學習工程技術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李卿，華中師范大學國家數字化學習工程技術研究中心講師

本文系教育部—中國移動科研基金項目“國家教育大數據相關問題研究”（項目編號：MCM20160401）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教育研究微刊”，來源于《教育研究》2017年第4期（總第447期）。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芥末堆立場，轉載請聯系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