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這是一則讓廣大教育工作者“極度舒適”的消息：據(jù)傳，一份稱作《中小學生違規(guī)行為懲戒實施辦法》即將出爐，并將于2020年9月1日起實施。

消息迅速被轉載，被某省的校長微信公號發(fā)出，又其中不乏教育機構官微，頓時顯得煞有其事，引發(fā)大家熱烈圍觀。

消息引述了懲戒實施暫行辦法全文，乍一看確實是官方文件的模樣。一上來的“總則”首先對“懲戒”作出界定，提出“實施懲戒應當排除個人情緒、喜好、學生成績等因素的干擾，確保公平、公正地對待每一位學生”。

到底哪些行為要受到懲戒呢？該辦法列舉了那些“影響教育活動正常秩序的行為”，包括影響教育活動正常秩序的行為、影響個人學習成長的行為、違反中小學生日常行為規(guī)范和校紀班規(guī)等有關規(guī)定的其他行為。

對于如何實施懲戒？該辦法提出，可以批評教育、背誦、體育、勞動、寫作、隔離、收管物品、停課反省、家長陪讀、全校通報、警告、嚴重警告、記過、休學治療，等等。

說得這樣有鼻子有眼兒，讓人幾乎信以為真，差點就要“喜大普奔”了。就在這節(jié)骨眼兒上，“不討喜”的官方辟謠來了：別信，這是假消息！據(jù)記者向教育部政策法規(guī)司求證，得到的答復是：具體的政策出臺要以官方發(fā)布為準。

隨后有北京某律師事務所證實，網(wǎng)傳的《實施辦法》只是他們的建議稿，但被好事的自媒體把“建議稿”三字刪去發(fā)出來，誤導了讀者。

對于這份建議稿的由來，該事務所解釋說，這是他們組織團隊進行的自發(fā)研究，從律師的角度對如何解決教師管理學生的困境提出建議，并于今年9月提交給教育部基礎教育司，建議僅是一家之言。

消息被辟謠，未免讓人有些失望，但這件事本身卻耐人尋味，仔細揣摩可以推究出豐富的潛臺詞。一方面，假消息被熱傳，側面說明出臺教育懲戒辦法是民心所向、各方期盼；另一方面，官方的辟謠又略顯曖昧，從律師事務所提交建議稿一事來看，研制教育懲戒辦法應該已經(jīng)提上議事日程。

然而，在這曙光乍現(xiàn)的時刻，關于教育懲戒，我們還有許多重要的問題要理清楚，比如，教育懲戒對于教育的意義何在？一份好的教育懲戒辦法如何制定？應包括哪些內(nèi)容？教師如何用好教育懲戒？等等。

一句話，假如教育懲戒辦法真的要來了，您準備好了嗎？

二

說到教育懲戒問題，就不能不提這樣一份重磅文件。這就是今年6月以中共中央、國務院名義發(fā)布的《關于深化教育教學改革全面提高義務教育質(zhì)量的意見》。

正如專家所言，這是新時代指導義務教育發(fā)展的綱領性文件。其中令人欣喜的一句話就是提出，制定實施細則，明確教師教育懲戒權。

教育懲戒權第一次被明確寫入中央文件，足見其重要程度。與文件發(fā)布遙相呼應，備受社會關注的“20年后打老師”案宣判，也讓各界的視線再次聚焦于教師的教育懲戒權問題。

近年來，一說到教育懲戒權，可謂是一聲嘆息。2015年的一項調(diào)查顯示，認為教師擁有懲戒權的人只占56.1%，其他小半數(shù)的調(diào)查者則認為教師沒有懲戒權或說不清。不少教師直言，懲戒權作為教育者曾經(jīng)天賦的權力，正在悄然消失。

其結果是，懲戒權的喪失，導致師生關系扭曲，校園欺凌得不到有效制止，學生打老師現(xiàn)象時有發(fā)生……面對違規(guī)學生，教師“不敢管、不能管、不想管”。

“實際上，這是對學生一種不負責任的態(tài)度?！痹诮逃康男侣劙l(fā)布會上，面對記者關于這個問題的提問，基礎教育司司長呂玉剛直言。他同時提到，現(xiàn)在社會上也有一種現(xiàn)象，有的家長對教師批評教育孩子也不夠理解，甚至造成家校矛盾。因此，對教師懲戒權出臺細則進行規(guī)范和明確，教育部“有義務、有責任”。

應該說，教師擁有懲戒權，本是天經(jīng)地義，嚴格說來也僅是教師諸多權利中的一項。但如今，教師的教育懲戒權，卻要靠教育部出面予以“維權”，專門制定文件予以“規(guī)范和明確”，在這樣的高度重視背后，有著幾多無奈，幾多辛酸。

教師的教育懲戒權到底出了什么問題？問題與現(xiàn)象又反映出怎樣的深層次社會原因？

三

如果大家不太健忘的話，一定還會記得10年前關于“班主任教師批評權”的爭議。

2009年8月，教育部印發(fā)《中小學班主任工作規(guī)定》，其中明確“班主任在日常教育教學管理中，有采取適當方式對學生進行批評教育的權利”。

沒想到，就是這一句話引發(fā)了社會的熱烈討論，包括許多言辭激烈的批評意見。央視連續(xù)多期節(jié)目對此話題進行探討。

許多人對規(guī)定班主任教師批評權表示不理解或表示擔心。

再看看《規(guī)定》出臺的背景，與現(xiàn)在何其相似！當時的兩起教師批評學生事件備受關注：一個六年級學生因為課堂上被老師批評，持刀砍向老師；一位高一學生因被老師批評，憤然跳樓身亡。

面對這樣的情形，一些教師反映，他們不敢批評學生了。最極端的例子，就是2008年6月的“楊不管“事件，學生在課堂上打架致使一人死亡，教師竟無動于衷。

教師連批評學生都不敢了？實在是非常不可思議，對此，一向以敢言著稱的時任教育部基礎教育一司司長王定華發(fā)聲說，教師正當使用的、恰如其分的懲戒不屬于對學生的體罰，不提倡對學生的一切行為都給予包容甚至遷就。

但在當時“班主任教師批評權”的爭議中，批評的、負面的聲音占了上風，究竟怎樣批評學生才算是“適當方式”，此后也沒有下文。

回顧這場處于風口浪尖上的關于“教師批評權”的批評，深層次的問題是隨著自媒體的發(fā)達，“人人都可批評教育”的尷尬，致使中國教育面臨著一場信任危機，中國悠久的“尊師重教”傳統(tǒng)也漸漸遠去。

10年來，關于教師如何批評學生、如何實施教育懲戒的討論，始終不絕如縷。但同時，我們也可以感覺到，輿論的風向在慢慢發(fā)生改變，人們從最初的批評、質(zhì)疑慢慢開始接受，規(guī)定教師批評權或懲戒權，不僅很有必要，而且越來越迫切。

正是隨著這樣的觀念嬗變，教育懲戒權被寫進中央文件。人們終于開始認真討論，教師究竟需要怎樣的教育懲戒權？

四

再回過頭來，看看那份差點讓人信以為真的“懲戒實施辦法建議稿”。應該說，作為一份法律界人士擬定的文本，建議稿從“總則”“懲戒行為”“懲戒方式”“懲戒序”到“申訴制度”“保障措施”，內(nèi)容完備，條文嚴謹，確實有一定參考價值。

比如，建議稿規(guī)定了12條應受懲戒的學生違規(guī)行為，從攜帶危險品入校、擾亂正常課堂秩序、打架斗毆到遲到、曠課，考試作弊等；提出了從班主任到學校可實施的13條懲戒方式，包括批評教育、收管物品、聽課反省到休學治療等。

建議稿中也有許多值得肯定的可取之處，比如，它梳理了教育懲戒的法理依據(jù)，并注重了懲戒的科學性，主張不損害學生身心健康，并講求公平、公正。

再比如，它專章列出了懲戒的程序，主張實施懲戒應通過班級民主決定并征得家長書面同意，顯然是為了幫助教師規(guī)避可能的法律糾紛。

也因此，看到這份建議稿，許多人為之叫好，認為“非常好，早該如此”，“沒有懲戒的教育是不完整的”，“可以幫助學校教育糾偏”。

但同時也應看到，作為一份建議稿，它其實還有許多不完善之處。雖然目的是將教育懲戒權細化，但作為細則，它的條文可謂是“粗細不一”，有的條目也不夠嚴謹，甚至是并不可行。

特別是，作為法律界人士起草的文本，建議稿在注重法理和法律程序的同時，在教育專業(yè)性方面略顯不足。畢竟，懲戒是一種教育行為，從根本上說要遵從教育規(guī)律，體現(xiàn)教育觀念。

比如，在懲戒方式上，建議稿將背誦、體育、勞動等都作為懲戒方式，這些顯然有失妥當。

“勞動剛剛被列入我們的教育目標，是學生應有的優(yōu)秀品行，怎么能作為懲戒手段呢？”有網(wǎng)友質(zhì)疑說。

還有網(wǎng)友認為，建議稿中的懲戒方式太“一般化”，老師們早就在用了，并沒有新意，有的做法甚至會適得其反。

五

實際上，如果我們將視野放寬一些的話，就很容易發(fā)現(xiàn)，這份建議稿中的一些規(guī)定和辦法，國際上早已有之。

比如在日本的《學校教育法》和《學校教育法實施細則》中，對學生的懲戒方式規(guī)定有罰站、增加值日次數(shù)、交給學習任務或清掃任務、放學后罰留教室、訓練遲到禁止上場比賽等輕微的事實懲戒和退學、休學、警告等較嚴重的懲戒行為。

比較一下，這些與建議稿的懲戒方式是不是“英雄所見略同”?。?/p>

可以說，如何懲戒學生，是一個令人頭痛的國際難題，不僅面臨著同樣的困境，而且至今各國也沒有共識性的做法。

仍以日本為例，2012年，日本大阪市一位高中生因被籃球部顧問教師體罰而自殺，在社會上引起軒然大波。為此，日本于次年發(fā)出通知，明確規(guī)定了中小學校中的懲戒與體罰的區(qū)別。

盡管如此，從新聞報道來看，日本社會發(fā)生的因懲戒導致的糾紛事件仍屢見不鮮。

看得出，如何界定好“教育懲戒”的邊界，對各國來說都是一個教育難點，在教育立法方面也各有不同。

比如，韓國出臺《學校生活規(guī)定預示案》規(guī)定，教師可以對違紀學生進行一定程度的體罰，但學生有權選擇懲戒方式。

英國發(fā)布《學校中的行為與紀律：給校長和教師的建議》，提出懲戒管理要考慮安全和學生權益，懲戒的方式也不外乎口頭訓誡、額外工作、罰寫作業(yè)、社區(qū)服務等，嚴重者可以處以停學。

相比之下，美國的做法更為多元化和嚴謹化，各州的教育法律對懲戒的規(guī)定略有差異，在實施中也區(qū)分了無關法律的懲戒和法律行為的懲戒等。

從各國的這些相關規(guī)定中，我們可以體會到，在教育懲戒上大家都相當審慎，小心地把握著懲戒的分寸，不敢有絲毫差池。

還記得，多年前筆者前往丹麥訪問，曾詢問當?shù)亟逃賳T，丹麥學校如何實施教育懲戒？對方聳了聳肩說，他們也沒有太好的辦法，無非是多留作業(yè)或額外的工作。他坦承，由于懲戒無力，丹麥的“問題學生”有增多的趨勢。

六

看完了各國對教育懲戒的規(guī)定和做法，頓時感覺壓力山大。要制定出一份科學合理的教育懲戒實施辦法，確實考驗教育行政部門的管理智慧。

從“前車之鑒”來說，好的教育懲戒辦法恐怕要解決好這樣一些問題：

首先，哪些行為適用于教育懲戒？是慎之又慎的關鍵。教育不能沒有懲戒，但又不能一味靠懲戒。學生的一些不良習慣和行為缺失，有的可以用懲戒的方式去教育，有的則不必小題大做，完全可以換一種方式，通過賞識激勵、正面引導去解決。一句話，懲戒不是教育的萬能藥。

其次，教育懲戒的方式有哪些？也要仔細推敲，體現(xiàn)專業(yè)性和科學性，懲戒是手段不是目的，懲戒的方式宜少不宜多，宜精不宜泛。懲戒是教師的“尚方寶劍”，但也是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懲戒方式存在的意義重在威懾，而非時時處處效尤。

再次，要嚴格區(qū)分體罰和懲戒的邊界。這可能是法律界和教育界都感覺棘手的一個核心問題，但唯其難能，所以可貴。只有確定了兩者的邊界，才能讓教師不至于畏手畏腳，大膽承擔教育責任。為此，如何區(qū)分兩者？要不憚其細，具體可行，讓教師心有警戒、教有所依。

最后，做好教育懲戒權的相關保障。教育保障權的明確和細化，就是為了給教師撐腰。為此必須一改過去出了教育糾紛，無論對錯，就習慣把板子打在學校和教師身上的做法。對于合理的教育懲戒行為，一定要理直氣壯地支持。

在這方面，日本曾有類似法律案例：在1981年的“東京女教師體罰案”和2002年的“天草市男教師體罰案”中，法院經(jīng)過調(diào)查后，最終都作出了支持教師的判決，認為教師的行為是合理懲戒，不屬于體罰范圍。

所以，教育懲戒立法，必須改變姑息養(yǎng)奸或息事寧人的做法，在教育立法上體現(xiàn)鮮明的支援教師的立場，真正把懲戒權交給老師。

正如基礎教育司司長呂玉剛所言，研究制定具體實施細則的目的，是“明確教師教育懲戒權實施的范圍、程度、形式，規(guī)范行使教育懲戒權，促進廣大教師既熱情關心學生，又嚴格管理要求學生，這樣才能促進學生健康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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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就在前不久，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召開，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成為了改革的“重中之重”。

這無疑也啟示我們，推進教育懲戒辦法的立法，除了內(nèi)容科學以外，還要做到“程序正義”，通過教育治理的方式去穩(wěn)妥推進。

在這方面也是有“前車之鑒”的，一些教育改革制度文件，雖然初衷良好，但研制的過程中有失草率，或者是沒有做好前期的調(diào)研，或者是教育部門“閉門造車”，或者是沒有做好相關的政策宣傳解讀，最終事與愿違，遭到各方批評和質(zhì)疑。

因此，對于教育懲戒立法這樣高度敏感、社會關注度極高的事項，一定要在研制的過程中慎重對待，充分發(fā)揚民主，征詢各方意見，除了教育專家和法律專家以外，還應邀請教師、家長、社會各界人士乃至學生的參與，聽取他們的建議建言，吸納民智，使之成為多元參與、公共治理的智慧結晶。

“程序正義”的另一重含義，就是在懲戒程序的規(guī)定和實施上，也要避免教育部門和教師唱“獨角戲”，而是倡導民主、平等參與。

其一，要讓家長、義工、專門教育機構等都成為懲戒行為的主體，為教師和學校分擔教育壓力。

其二，懲戒行為的實施也切忌草率，要講求過程育人，講求教育的藝術，并基于對學生的充分理解，引導學生自覺認識錯誤，并把懲戒可能的不良影響降到最低。

其三，也要保障好學生的基本權利，避免學生因為懲戒而受到不公正待遇，要允許學生有申訴的權利，防止個別教師濫用懲戒權。

八

說到底，懲戒是教育行為，而不是單純的法律行為。要實施好教育懲戒，必須從教育出發(fā)。

“教育懲戒的目的重在教育，是出于對學生的關愛、保護，從促進學生健康成長的愿望出發(fā)來實施教育懲戒。”呂玉剛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說，“我們特別希望社會各界、家長給予積極理解，形成學校、家庭、社會共同育人的氛圍。”

那么，站在教師立場上，在不久的將來，一旦有了教育懲戒權，教師又該如何用好它呢？

首先，教師要慎用教育懲戒。如前文所述，教育懲戒權是教師手里的“利器”，也是“大殺器”，因此，不到萬不得已，還是輕易不要動用它。它是教育的“非常規(guī)武器”，千萬不能把它當成“萬能良藥”。

否則，教師如果患上了“教育懲戒依賴癥”，一天到晚把懲戒的大棒拿在手里，結果可能適得其反，學生久而久之要么心理疲沓、無動于衷，要么心理逆反、直接對抗，最終可能是兩敗俱傷。

其次，教師要巧用教育懲戒。教育懲戒是教育手段，既要講究教育的科學性，又要講究教育的藝術性。教育懲戒切忌簡單粗暴，運用之妙，存乎于心，即便是懲戒，同樣可以感動學生心靈，讓學生心悅誠服。

說到教育懲戒，教育史上的經(jīng)典案例莫過于陶行知先生“四塊糖”的故事。面對打了同伴的學生王友，陶行知先生雖然名為訓話，但巧妙地把握談話的節(jié)奏，通過四塊糖讓教育過程和風細雨，最后王友被感動得痛哭流涕。這才是最高明的教育懲戒。

最后，最高明的教師要能夠“超越”教育懲戒，“不教而教”。葉圣陶先生說過，“教是為了不教”。作為教師，我們的教育“武器庫”中一定要多一些儲備，教育的過程中做到靈活切換，游刃有余，而不是死抱著懲戒這一招不放。

能做到“不教而教”，教師要有教育的大智慧，對學生多一些寬容、多一份耐心，多一點悲憫情懷，多一些平等關注，也要多一些換位思考，只有這樣，你才不會糾結于如何用好教育懲戒，讓教育自然發(fā)生。

這樣的教師，也才能贏得學生的愛戴、家長的尊重、社會的信賴，才能用自己的良好職業(yè)形象，重建師道尊嚴，讓教師真正成為受人尊敬的職業(yè)。

參考資料：

《日本教育懲戒的立法與實踐》，宋雁慧，《教育家》，2018年44期。

《中小學體罰與懲戒的區(qū)別：日本的相關規(guī)定》，肖藝芳，《基礎教育參考》2013年23期。

《重筑教育的尊嚴：從2009年“班主任教師批評權”熱議說開去》，白宏太，《人民教育》2009年24期。

《“漲姿勢”！國外學校是這樣懲戒學生的》，李冬梅，《現(xiàn)代教育報》2016年3月

*本文圖片均來自于網(wǎng)絡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校長會”。作者李白小筑，責任編輯、圖文排版小王子。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芥末堆立場，轉載請聯(lián)系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