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7日,在合肥世界外國語學??键c外,一位家長在等待中為孩子祈福)
芥末堆 田園 4月19日 報道
芥末堆:“感覺孩子需要減負嗎?”
胡國強:“習慣了,家長也怕成績差?!?/p>
芥末堆:“寫多點作業(yè),對孩子學習真的有幫助嗎?”
胡國強:“不清楚?!?/p>
胡國強:“估計大多數(shù)家庭都是這情況吧?”
這是芥末堆和山西省平定縣一名普通家長之間的對話,相信這應該是目前中國大部分家庭的常態(tài)。因為大部分孩子都要參加國內(nèi)中高考的人才選拔,但殘酷的是,每年有近1500萬人參加中考,各省市(普通高中)錄取率卻只有40%-70%,每年有近1000萬人參加高考,本科錄取率卻只有30%左右。
人人都想做最強王者,可“游戲”設計之初,就已經(jīng)設定好大多數(shù)人只能處于“青銅”或“白銀”段位。因此,人們在呼喊著“優(yōu)勝劣汰”“打破階級固化”的同時,不知從何時起,大家都生活在一種競爭的恐慌和焦慮下。而每個孩子在出生時,都好像帶著先天使命——成為“競爭中的強者”。家長為之付出時間、金錢、心血,在孩子的前18年里一路“通關打怪”,可謂是“家長都是孫悟空,保護孩子攀高峰”。
今年,從中央到地方,減負政策不斷涌出。可作為家長,他們真的敢給孩子減負嗎?芥末堆了解到,不少家長的內(nèi)心充滿著無奈、焦慮與糾結(jié),而考試壓力給孩子帶來的負擔也是多種多樣,如睡眠不足、學習興趣下降、身心健康、交友情況受影響等。
人多競爭大,不敢讓孩子“減負”
山西省平定縣,一個人口近32萬的小城,群山環(huán)繞,溝壑縱橫。今年40歲的胡國強是縣電視臺的一名編導,工作已有14年,算的上是部門里的一把手。兒子胡飛今年12歲,在縣里讀小學六年級。
像墻上規(guī)律運動的時鐘一樣,每天早上6點半,胡飛都會把前一天晚上背誦的內(nèi)容再溫習一遍。早上7點鐘,胡國強準時送兒子上學。下午5點,胡飛和同學一起結(jié)伴回家。吃過晚飯,稍玩一會兒,6點開始寫作業(yè)。
“數(shù)語英寫得多,每晚都背誦,別的顧不上。”胡國強說,兒子五年級之前,還會去上課外輔導班,但上了六年級,每晚寫作業(yè)寫到21點已是常態(tài),就顧不上輔導班了。但雷打不動的是,像他習慣了兒子的作業(yè)量一樣,兒子也習慣了早起背誦。
“成績不怎么好,算是中等,競爭大?!焙鷩鴱妵@了口氣,停頓了好一會兒,又說到,“中國國情決定的,人多,竟爭大,(家長)都望子成龍”。
“平定縣每年大約有3600名小升初學生,要想考上高中,排名在前2000以內(nèi)才有可能;要想考入重點大學,就必須考入前200名才有可能。”這是近期胡國強做節(jié)目時,和學校老師分析的不同學段升學人數(shù)的大致比例。也許是更加清晰地知道兒子未來要迎接的挑戰(zhàn), 說完這些,胡國強又倒吸了一口氣。
升學的壓力在這座小城里,悄無聲息地蔓延著,雖沒有一線城市那般猛烈,卻也壓得許多父母喘不過氣來。
“00后是幸福的一代,卻要承受這個時代的罪。”胡國強回憶,“小時候,我到處結(jié)交伙伴,上山下鄉(xiāng),沒有參加輔導,但一樣學習,一樣志趣高昂,有夢想,成績也不錯??涩F(xiàn)在的孩子哪有那么多時間玩,生怕步入社會不如人?!?/p>
其實很多家長都像胡國強一樣,糾結(jié)、無奈、焦慮,他們知道應該給孩子“減負”,但在升學的壓力下,他們不敢為之。
“要是聽素質(zhì)教育那些雞湯,(孩子)就會完蛋!”小美媽媽張華的態(tài)度似乎更加鮮明。張華告訴芥末堆,小美現(xiàn)在在寧波讀小學一年級,每晚做完作業(yè)后,她都會要求小美把語數(shù)英3科再學一遍,然后再閱讀2個小時左右的文學作品。
“一年級就這樣學習會不會很累?”
張華反問芥末堆:“上了小學,要么買學區(qū)房,要么參加考試,孩子又不是天才,不就得靠時間積累(來提高成績)嗎?”緊接著,她又說到,“我也想讓孩子快樂學習,但快樂成長是需要物質(zhì)條件的,經(jīng)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別說什么減負,沒有小孩就沒有發(fā)言權(quán)!”
張華說,其實她并不想逼迫孩子學習,自己非常希望可以像以前一樣“子承父業(yè)”,這樣就不必擔憂孩子的未來了。可如今的階層固化越來越嚴重,作為家長,她要的是孩子足夠努力的學習過程,至于最后結(jié)果如何,只能聽天由命。
為了孩子成績,家長愿意花錢補習
似乎中國的孩子在0-3歲時,是相對自由和幸福的,可以隨意玩耍。一旦上了小學,考試和升學壓力便會隨之而來,自此延伸至初中、高中。
一博是山西省陽泉市初二學生,爸爸媽媽都是做生意白手起家。2016年,雖然正是生意紅火時,但為了照看一博讀初中,母親劉文英還是選擇了放棄工作,當起了全職媽媽。
劉文英和丈夫文化水平都不高,所以把教育的希望都寄托在一博身上,想盡辦法,讓他在市里最好的初中讀書。但一博的成績總是不讓人滿意,考試常常不及格,劉文英唯一能想到的解決辦法,就是通過課外補習提孩子高成績。
“(一博)現(xiàn)在補數(shù)學和英語,物理正在計劃中,預計下周開補?!眲⑽挠⒄f,陽泉市的大街小巷都貼滿了課外輔導的小廣告,教育市場非?;鸨?,雖然家長知道一些機構(gòu)的老師是??茖W生,但還會一股腦的把孩子送過去。
為了保證補習效果,劉文英試聽了很多家機構(gòu)。最后,數(shù)學找的是學校的退休教師進行1對1輔導,收費是2個小時260元;英語選擇的是同步英語線下班課,8-9名學生一個小班,每節(jié)課2個小時,收費是每月2000元-2200元;每天放學后,一博會去另外一家輔導機構(gòu)寫作業(yè),每天寫2個小時,每月600元,主要是有老師講解不會做的習題,會做的部分留著回家寫。
和大部分學生一樣,寒暑假補習更是必然的。劉文英告訴芥末堆,去年暑假,一博補習了一個月的英語和數(shù)學,雖然每天只補習2個小時,卻花了3萬元。
“花多少錢都可以,只要成績能提上去?!边@是劉文英對一博的唯一要求,這也是中國父母的心聲,“不求報得三春暉,只愿考取雙一流”。
“我是一個失敗的家長,但是我沒辦法”
“成績至上”理論無所不在地浸透在中國家長的教育觀里,似乎其他問題都可以被克服,包括孩子的睡眠質(zhì)量、學習興趣、身心健康、心情等等。
“每天都很累,身心都累,真的。”帶著黑眼圈的一博告訴芥末堆,學校要求早上7點到校,他每天早上6點就得起床,因為路上得花費30-40分鐘。中午12點放學,然后回家吃午飯。
“吃完飯,過10分鐘就得走。”一博一臉苦笑地說,“每天都沒時間睡午覺,我也是人,不是神!”據(jù)了解,前不久,一博班主任給劉文英打電話,批評他上課打瞌睡,上課不認真。
每晚18點半放學后,一博會直接去培訓機構(gòu)寫作業(yè)。從19點開始,一直寫到21點半,然后再回家吃晚飯。吃完飯后,再繼續(xù)寫作業(yè),如果有語文背誦,有時會一直到凌晨?!皩懲曜鳂I(yè),全身難受,躺下就能睡著?!闭f著說著,一博突然問芥末堆,“不是天天說減負,怎么沒少呀?”
課外補習、家庭作業(yè)、睡眠不足、交通上的時間浪費、學習興趣降低……這些問題都是一博的負擔,且作用于他的成績。作為家長,劉文英知道這些問題,但覺得“堅持一下就過去了。”隨后,她愧疚地說,“我是一個失敗的家長,但是我沒辦法?!?/strong>
在父母的眼中,孩子常是自我的一部分,子女是他們理想自我再來一次的機會。于是在家長教育子女的過程中,無形強加了很多東西,選擇性忘記了每個孩子都是獨立的“人”。
回歸家長內(nèi)心最初對孩子的期待,應該都是孩子可以健康快樂地成長,但在社會“優(yōu)勝劣汰”“打破階層固化”的渲染下,家長往往患有“平凡恐懼癥”和“成就焦慮癥”。
在這種無奈之下,也許正如多數(shù)家長所說,“等孩子考上大學后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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