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喊著減負，許多家長卻巴不得給孩子增壓。

中國式補課只有起點，沒有終點。對學生來說，補課沒有點到為止，只有越多越好。

廣東省教育廳發(fā)布的一項調查表明，70%以上的家長和學生主動要求補課。這并不是個例，有杭州政協委員進行過問卷調查，對于課外培訓，90.4%的學生表示“非常喜歡和喜歡”。

說到底，以分取人的升學制度存在，教育資源分配不平衡的現狀存在，補課就會存在。

等過兩天高考結束，又一批為補課操了十多年心的父母可以緩口氣了。

高考是獨木橋，獨木橋前面就是一個漏斗。無論千千萬萬的家庭有怎樣千千萬萬種教育理念，最后還是殊途同歸，要么人大附中，要么衡水中學，當然大多數人只能選擇后一條。在學校要拼命讀書，校外時間，就需要補課來填充。

補課在當下就是這么一個囚徒困境：如果大家都不去，對孩子對錢包，當然都是最好的。但現實中呢？不報補習班的家長可能會被認為是傻子或不負責任的父母。

升學壓力之下，家長似乎并不買“禁補令”的賬。江蘇一家公辦學校的老師因私自補課被舉報后，家長們情緒激動地向管理部門表示：“你們敢動老師，我們就去投訴！”

在西方，補課又叫做“影子教育”，是指那些跟在學校教育后面的補習，主要作用是“補差”；而在中國，補課的目的更多是“培優(yōu)”。這也就意味著中國式補課只有起點，沒有終點。對學生來說，補課沒有點到為止，只有越多越好。

杭州出臺史上最嚴減負令之后，奧數補習班卻愈發(fā)火爆。

補課：中國家庭的軍備競賽

雖然地域之間存在差異，但在中國，家庭支出中補課費用不斷攀升，早已是不爭的事實。

民進上海市委今年的一份提案顯示，在上海有84.15%的孩子參加過或正在參加課外輔導班。一項針對黑龍江全省高中生家庭的調查報告也顯示，他們花在補課上的費用是2萬到3萬，而且還在逐年攀升。

廣東省教育廳發(fā)布的一項調查表明，70%以上的家長和學生主動要求補課。這并不是個例，有杭州政協委員進行過問卷調查，對于課外培訓，90.4%的學生表示“非常喜歡和喜歡”。當然，這里的“喜歡”未必是發(fā)自內心的熱愛，而是感覺補課能切實地提升成績。

這樣看起來，有時候政府部門三令五申嚴禁補課，反倒成了“一廂情愿”。有些校方會玩“自愿補課”的文字游戲，因為在他們看來，只要沒有家長和學生舉報，這么做就是雙贏的結果。

南京，一家教育培訓機構樓下接送放學兒童的家長。/ 新華社

對此，教師和學生家庭也心領神會。江蘇一家公辦學校的家長們集體要求老師給孩子補課，但又怕給老師惹麻煩，于是想出一個“好辦法”：由家長委員會找場地、看場地，并組織收費，然后將補課費“捐贈”給老師個人。

禁補令施行了這么久，公辦學校補課亂象始終無法杜絕，這已經在某種程度上證實了補課是剛性需求。如果學校補課的大門徹底封死，家長們只會走另一條路。

這條更昂貴、更混亂的道路，就是去找校外補習機構。

不補課，補得少，都會造成家長的一種焦慮。

禁得了公辦學校，卻管不了補習機構

在“禁補令”之下，大大小小的補課機構乘虛而入。

有記者走訪合肥一所中學，校門前短短百米的街道上就有七八家補習機構，占據小區(qū)周邊近半的商鋪。一放學，學生們就徑直走進各種機構繼續(xù)上課。

30小時記住三年單詞量、簽合同保證提高30分、名校老師一對一補課……這都是補課機構打出的比房地產開發(fā)商還狠的標語。出于高額報酬，即使在“禁補令”的高壓下，依然有在校老師鋌而走險參與校外機構。

相比于校內補課，這些機構的收費也相當之高。根據相關報道，一些二線省會城市高三考生的補習費用能達到200元/小時左右。算下來，一學期的單科補習花費就要近萬元。

除了收費高昂，讓人更加憂心的是校外培訓機構參差不齊，不少甚至是無證經營。

呼和浩特市一補課班女老師毆打學生。

今年3月24日，邯鄲一家無證補習機構的男老師對一位六年級男生扇耳光、推搡，導致孩子受傷。在深圳，大大小小的課外輔導機構已達2000家，但被教育部門批準的僅有461家。

基于此，渴望公立學校重開補課之門的情緒又被燃起。網絡上的一篇題為《年年嚴禁教師補課, 別再自欺欺人了！》的熱文就談到，如果優(yōu)質教育資源還由學生的考試成績決定、校外的補課機構還無法全盤正規(guī)化的前提不變，學校應該恢復補課。

隨后，這篇文章列舉了學校補課的幾個優(yōu)勢：第一，更好地掌握學生的在校情況、安排學習進度；第二，在學校進行集中補課，可以減少家長讓孩子參加校外培訓所要承受的時間、金錢負擔；第三，學校統(tǒng)一安排補課，適當收取補課費，既可以提高老師的收入，也可以提高升學率。

這種說法的背后，儼然已經把補課作為無需討論、每個家庭默認都要參與的活動。

有家長呼吁學校收回補課的“權力”。

教師收入差距，就從補課開始

推行“禁補令”的初衷之一，是為了樹師德、正師風，通俗點講，就是防止學校老師忙于掙錢，丟掉了職業(yè)操守。

在補課剛剛蔚然成風的頭幾年，個別老師在課堂上不按時完成教學任務，課后開小灶謀利，被不少家長所詬病。而在 “禁補令”大行其道的同時，補課需求也與日俱增，說不定教育部門制定“禁補令”的人下班回家，也得帶著孩子去補課。

于是就出現了這樣的怪象：家長強烈要求學校補課，學校強制學生補課，政府強制學校不能強制補課，而作為學校的主體——學生和老師成為了最大的受害者。

學生學習壓力大，老師工資低（部分老師還得無償補課），一些老師開始琢磨著怎么去校外機構兼職，或者干脆自己在家開班。

數理化英是熱門補課科目。

教師的工資差別大，首先是地域層面的。盡管一二線大城市的教師工資已經達到較高的水平，但在其他地區(qū)尤其是中西部地區(qū)，教師的工資水平還是普遍較低的。

《教師法》中雖然有 “教師的平均工資水平應當不低于或者高于國家公務員的平均工資水平，并逐步提高”的明確規(guī)定，但在現在看來，由于各地的經濟發(fā)展水平很不一樣，相關政策貌似并不能統(tǒng)一落實到基層上，這造成了許多教師內心的不平衡。再加上越是發(fā)達地區(qū)，家庭的教育投入就越高，教師通過補課得到的收入也就越可觀，窮者恒窮，富者愈富，進一步拉大了教師群體的收入差距。

此外，補課也在不同專業(yè)的老師之間造就了貧富鴻溝。物理、化學、英語、數學是熱門的補習科目，相關專業(yè)老師只要在周末開班，就不愁招不到學生，甚至有的每月的補習收入比本職工資還要高。而思想品德、歷史、語文的老師們，甚至是音體美的老師們，相比之下就只能守著每個月的固定工資了。

當許多家長不開心地掏出錢包，送不開心的孩子去補習班的時候，孩子的班主任可能也正在和不開心的同事一起，分享著對工資問題和生活成本的擔憂。

除了文化課，家長還熱衷于把孩子送進特長班。/ 江蘇，幾個女孩在參加暑期舞蹈班。

這時候，從天而降的一紙“禁補令”不過是給校外補習機構的一種鼓舞劑。說到底，只要以分取人的升學制度繼續(xù)存在，教育資源分配不平衡的現狀繼續(xù)存在，補課就會一直存在。

本文轉自微信公眾號“新周刊”，作者劉強。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芥末堆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