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oto by Tanaphong Toochinda on Unsplash.

作者：邱天，沒考SAT的常春藤幸運兒，急流勇退的華爾街逃兵，沒有執(zhí)照的心理咨詢師，尚未成功的資深創(chuàng)業(yè)者。一個26歲清華博導的妻子，兩個未滿2歲男孩的母親。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奴隸社會（nulishehui），不端不裝有趣有夢，聽現(xiàn)實的理想主義者說自己的故事。

去年紅黃藍事件被爆出來的時候，我剛剛回國，正四處為孩子尋找日托，而離家較近的紅黃藍也是我備選名單上的一員。

近一年之后，我仍然沒有給孩子找到理想的日托。是我要求太高了嗎？

北京的日托雖說不上遍地都是，但數(shù)量并不算少，為什么找不到一家令人滿意的呢？在考察走訪了北京十多家日托，并在各種微信群里面咨詢收集了幾十個媽媽之后，我決定寫寫這段尋找日托的魔幻旅程。

計劃之外的剛需 

一回到北京，我就開始著手給孩子找日托。令我意外的是，北京的日托非常零散，不規(guī)范、不成規(guī)模、甚至讓人無從找起。

記得我小時候，托兒所還算是一個相對普遍的選擇。八九十年代，很多機關單位、街道小區(qū)都開辦托兒所，接收三歲以下的幼兒。

我和我老公都是北京人，我是三歲直接上了幼兒園，而他不到一歲就被父母送到附近社區(qū)的托兒所，由街道居委會大媽們看管，據(jù)說照顧得非常好，入托沒多久整個人都被養(yǎng)得胖了一圈。

▲  圖片來自作者。

然而隨著獨生子女政策帶來的生育率下降，加之機關單位的福利待遇逐漸縮水，過去的十來年間，托兒所似乎從社會上消失了。

直到近幾年，二胎政策逐漸放開，老人需要幫助子女帶孩子的觀念開始轉變，市場上優(yōu)質育兒嫂的價格飆升且供不應求，越來越多留洋回國的人們也將對外國日托的期待帶回了祖國，日托這個產(chǎn)業(yè)才慢慢又開始復蘇了。

復蘇歸復蘇，國家卻沒有為孩子們的入托問題做出計劃，更沒有相關政策出臺，一切憑借市場自然應對調節(jié)。這個市場是巨大的，但是生存的壓力更是巨大的，日托艱難生存的壓力直接轉嫁給了尋找日托的父母們。

▲  Photo by Picsea on Unsplash

一開始，我試圖從公立幼兒園尋找托班。然而整整一周的網(wǎng)絡查找、電話咨詢和實地考察，讓我的希望落了空。周圍的清華、北大、中科院，以及一大堆叫不上名字的公立幼兒園，紛紛在近兩年取消了托班，究其原因是為了優(yōu)先滿足三到六歲的幼兒入園需求。

最讓人啼笑皆非的是一個清華的媽媽告訴我，曾經(jīng)清華校長到她們系里去訪談，讓大家給學校提意見。她提出應該增設幾個托班，緩解教職工子女入托壓力，校長深以為然。結果當年幼兒園就徹底取消了托班。工作繁忙的她只能對著家門口一千多一個月的清華幼兒園望洋興嘆，無奈之下將孩子送到外面一萬多一個月的日托去，只因為人家提供校車接送。

公立不行，我也只好轉而尋求私立日托。這一找，我才發(fā)現(xiàn)其中竟有這么多名堂，這么多無奈。

私立日托最大的考驗就是場地，最大的開支就是房租。如果想拿到相對合規(guī)的運營執(zhí)照，日托就必須租賃商業(yè)用房，而且必須是低層或底商，租房成本是普通民居的兩三倍甚至更多。每個孩子交納的日托費用，超過一半都要用于支付房租。這倒也罷了，可是絕大多數(shù)商業(yè)用房在辦公樓里，在大馬路邊，根本沒有孩子戶外活動的場地。

出于以上原因，北京很多中小型私立日托都藏匿于居民小區(qū)里面“無照經(jīng)營”，這樣房租相對便宜，孩子們也可以在小區(qū)里面活動。對于很多家長來說，這些無照日托成了沒有選擇的選擇。

▲  圖片來自Peachtree family daycare

諷刺的是，因為沒有工商執(zhí)照，很多日托不敢公開宣傳招生，只能依靠家長們口口相傳、互相介紹來維持經(jīng)營。一個開園不久的小型日托的園長告訴我，她不敢上網(wǎng)大肆宣傳她的日托，也不敢在外面公然掛牌，只能在附近小區(qū)里面發(fā)發(fā)傳單。

可是小區(qū)里帶著孩子活動的幾乎全是老人和保姆，對她的日托都是如臨大敵，完全沒有宣傳效果。這種可悲的信息不對稱，讓小型日托們招生艱難，也讓尋找日托的媽媽們無從找起。

園長主導和資本主導 

在我參觀的十幾家日托里，有兩家給我留下了最為深刻的印象。

第一家日托的硬件設施令人嘆為觀止。寬大方正的教室里面陳列著嶄新的教具，明亮的窗戶上掛著昂貴的新風機；小馬桶、洗手池迷你而精巧，讓一歲多的孩子也能自己使用；每天三餐兩點的食材都是有機農(nóng)場專供，園里專人加工成精美可口的食物。

▲  圖片來源Pinterest。

看到這些堪稱完美的配置，我真的非常心動，想著孩子到這里應該會樂不思蜀了。誰知道隨著一上午與園里老師、園長交流，跟著園內小朋友們一起活動，我激動的心情慢慢冷卻了。

教學園長是中歐人，在歐洲讀過兩年美術?？茖W院；她的英語非常一般，整體素質更是一般；由于整個日托的課程設計由她全權負責，仔細了解之下發(fā)現(xiàn)是一團亂麻。

這個日托主打全英文沉浸式教學，可是外教的英語都讓人聽著汗顏；中國老師被迫和孩子說英文，導致口語不過關的老師們只能跟孩子們“蹦字”，平時更是能不交流就不交流。園里的小朋友除了一兩個外籍的比較活潑，絕大多數(shù)中國孩子都沉默寡言，情緒低落，園里氣氛十分尷尬。

最讓我難以忍受的是，自由活動的時候，一個活潑的小姑娘拿起了教具工作毯，圍在自己脖子上假扮成巫師，一旁的老師以“工作毯只能鋪在桌上工作、不能拿來玩”為由制止了她。這個正在和同學說笑的小姑娘一臉失落，放下工作毯悻悻地走開了。

▲  圖片來自網(wǎng)絡。

第二家日托則與第一家正好相反。在參觀了幾家硬件出眾的日托之后，這家日托的裝修和教具看起來簡直有些寒磣。

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在這樣簡單甚至可以說簡陋的環(huán)境里，所有孩子都格外地開心。

有的教室里，老師在帶著孩子們做手工，每個孩子都非常專注認真；有的教室里在唱歌跳舞，歡聲笑語不絕于耳；自由活動時間，孩子們有的玩著教具，有的舒活筋骨，看到帶我們參觀的園長，都會洋溢著笑臉叫到“園長媽媽！”那些純真又幸福的模樣看了讓人為之動容。

仔細和園長聊天才發(fā)現(xiàn)，這個其貌不揚的中年女人很不簡單。師范大學畢業(yè)的她，曾經(jīng)做過公立小學、中學的校長，也在大學做過系主任。

一次去荷蘭訪學的偶然機會，她接觸到了蒙特梭利教學法，從此深入學習，潛心研究，立志將蒙特梭利引回中國并深度本土化。

已經(jīng)研究蒙特梭利十余載的園長給我展示了她親自制作的漢字教具，滿滿幾大柜子的壓膜字卡展示了幾千個漢字從象形文字、甲骨文逐漸到現(xiàn)在簡體字的演化過程，讓孩子們能夠在玩中學、學中玩，幾年時間可以掌握三四千漢字，而且絲毫不覺得枯燥。

造字游戲只是她課程設計中的一小部分，她還在園中開設了計算魔方、天天誦讀、我愛我家、我要注意、聽說彈唱、手舞足蹈、我畫我思、體能體操等等一系列課程，此外還有外教、跆拳道、鋼琴、小提琴……

我當時的心情可以用震驚來形容。課程多少不要緊，但從課程的細致程度可以感受出園長非常用心，而園中孩子們幸福的笑臉印證了園長的苦心沒有白費。

▲  圖片作者Robert Andrew Anderson。

在過去的若干年間，隱匿于居民區(qū)里的各種中小型日托是北京幼托領域的主流。但是隨著需求逐漸增加，家長們的支付能力逐漸提高，越來越多的資本盯上了日托這片藍海。

我對我參觀的所有日托進行了簡單的分類 — 像第一家這樣以硬件為誘餌、以盈利為目的的日托，我稱之為資本主導園；而第二家這樣以園長為核心、以教育為目的的日托，則是園長主導園。

園長主導園以家庭園和中小型日托為主，一部分是園長自身有需求，比如家中有年幼的孩子需要入托；另一部分是有理想有情懷的教育人士開辟的“實驗園”，將自己的所學所想在此進行實踐。

我個人非常喜歡這些園長主導的小型日托，私下里我將它們稱之為“精品小園”。這些小園的硬件往往無法與資本主導的日托相比較，但它們有一個巨大的優(yōu)勢，就是老師相對穩(wěn)定，日托環(huán)境輕松活潑有愛。

這其中主要的原因：

• 一是這些園長們對幼兒教育都有自己的見解，不僅自己在園中授課，也自己招聘、培訓老師，能靠個人魅力留住老師；

• 二是這些園的良好氛圍形成了良性循環(huán)，老師們在這個小園中能得到充分尊重，工作開心愉快，孩子們自然也就能享受于其中了。

除此之外，這些園的價格往往也遠低于資本主導的日托。事實上，在我參觀的六家園長主導日托里面，只有兩家做到了自負盈虧或略有盈利，其余的還在依靠園長貼錢維持，虧損十幾萬到上百萬不等。這與它們藏匿于居民區(qū)中、不敢公開宣傳招生有直接的關系。

另外，資本主導園往往設置運營園長、招生老師，而園長主導園沒有財力雇人招生，且擅長教育的園長們往往并不擅長經(jīng)營之道，最終只能依靠情懷苦撐，或在自己孩子畢業(yè)之后關閉日托。

資本主導的日托以中大型和連鎖日托為主，開辦日托的最終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賺錢。因此這些園的收費很少有低于七八千一個月的，更有甚者年收費超過二十萬，趕超專門接收外國人的國際幼兒園。這些日托以硬件設施著稱，不僅包括賞心悅目的裝修、教具，有機的食材、高級的新風機，甚至也包括全職的外教和自帶各種證書的高學歷老師。

為什么說外教和高學歷老師是硬件而不是軟件呢？

原因很簡單：流動性太強。這些老師被資本吸引，哪家工資高就去哪家。往往是新開的園為了招生，設立高工資四處挖人，這些老師就跟著資本跳來跳去，工資節(jié)節(jié)攀升。

我曾經(jīng)見到一個高學歷老師，短短幾年間就有五六家“高端園”的工作經(jīng)驗，并對此引以為豪；另外一家園才開了沒多久，剛剛招到第一批孩子，外教就跑掉了好幾個。

這樣的外教和老師，與高配置教具的作用并沒有什么不同，都是博家長開心用的硬件設施，在完成招生后就失去了意義。這些“高大上”的老師對孩子的成長不僅沒有什么好處，反而因為流動性太強而給孩子帶來了不安全感。

除了管理混亂、老師流動性強，資本主導的日托還有一些令人堪憂的通病。

就像第一家日托所暴露出的問題一樣，很多日托招聘來的園長并不懂多少幼兒教學，只是片面接觸、考一個證就上崗了。這種一知半解帶來的弊病可能超乎想象。最糟糕的情況下會影響孩子正常的語言發(fā)育，雙語混淆、溝通障礙；更有甚者抹殺孩子的創(chuàng)造力，讓孩子無所適從。

▲  圖片來自網(wǎng)絡。

為了利益最大化，這些資本主導的日托往往會在一兩個相對不錯的試點園之后迎來爆發(fā)式的擴張，我走訪的一兩個“品牌日托”甚至在幾個月內新增了十幾家分店。擴張意味著招人，短時間內上哪里去找那么多優(yōu)質的老師呢？來得及對老師進行基本的培訓嗎？連園長們、管理層都在頻頻跳槽、招新，誰來培訓、監(jiān)管這些新老師呢？我想這些答案應該不言而喻。

劣幣驅逐良幣 

在參觀走訪了那么多日托之后，我為孩子選中了一家心儀的精品小園。然而還沒等我把孩子送進去，紅黃藍事件的影響就給了我當頭一棒：北京市對中小型日托采取了全面取締的政策。

海淀區(qū)帶頭做出表率，地毯式搜索、關停各種中小型日托，僅僅是我附近的一條街上就被查封關停了七八家日托。我看中的精品小園也不例外，被勒令停止辦園、馬上搬走。

在過去很多年里，幼兒園一直歸教委管轄，而日托作為保育性質為主、教育功能較弱的托幼機構，隸屬于衛(wèi)生部門主管。可是實際上，并沒有人主動承擔對日托監(jiān)管的責任。政府部門既沒有相關的規(guī)定來約束日托，也沒有對應的執(zhí)照來發(fā)給日托。

想要辦日托，只要從工商部門申請一個教育咨詢執(zhí)照就可以經(jīng)營了。但是紅黃藍事件之惡劣，引起了民憤，有關部門高度重視，決定不能再對日托機構聽之任之。然而誰來管，怎么管？一時之間沒有了對策。

在政府部門研究對策的這大半年時間里，北京市采取的策略是：大園鼓勵，中園規(guī)范，小園關停。

從政府的角度來看，這樣的策略絕無不妥之處 — 無照經(jīng)營的小園遍地開花，管不過來，再出問題怎么辦？先統(tǒng)統(tǒng)關掉，等政策研究出來再說。

這一研究不要緊，可真苦了我們這些等著送孩子入托的媽媽們。在北京尤其是海淀這樣惡劣的日托生存環(huán)境里，園長主導的中小型日托幾乎無法存活，大量精品小園遭到無情的關停。有些不甘心的園長跑到遠離城區(qū)的地方去重振旗鼓，那些地方雖然暫時沒有大力清掃中小日托，但日托的生存條件也令人擔憂。更何況，讓年幼的孩子每天車馬勞頓地跑那么遠去上日托，談何容易?。?/p>

▲  圖片來自作者。

在等待政策落地的過程中，我的心情十分沉重。按照現(xiàn)在的發(fā)展趨勢來看，未來受到政府支持鼓勵的日托，將毫無疑問是資本主導的大型園、連鎖園。

在資本的驅使下，這些快速擴張、遍地開花的流水線日托，難保不會成為第二個、第三個紅黃藍。而那些真正有心做教育的園長們開辦的中小日托，由于規(guī)模太小、難以擴張，最后很可能將成為政策的犧牲品。

 媽媽的夢想 

目前來看，日托困局似乎并沒有十分良好的解決方法。我只寄希望于有一天，政策能夠放開，國家開始大力支持日托的發(fā)展，清晰明確的規(guī)則被制定出來。連鎖大園被限制擴張速度，以保證老師質量；精品小園也可以拿到執(zhí)照，不用再東躲西藏。

▲  Photo by Veronica Kei on Unsplash

我有時也會做白日夢，夢見我為我的兩個孩子開了一家日托。沒有奢侈的裝修，華而不實的教具，但是窗明幾凈，空氣清新；老師也許沒有碩士學歷，外教也許不是金發(fā)碧眼，但每一個人都由衷地喜愛孩子，愿給孩子長期穩(wěn)定的陪伴；課程也許沒有響亮的名號，不是華德福、瑞吉歐、蒙氏和高瞻的混合體，但是每一節(jié)課程都經(jīng)過老師們深度的研究和本土化調整，不會讓孩子們在不倫不類的課程中水土不服。

我夢見我年幼的孩子們省去了一兩個小時的長途跋涉，每天一起床，下樓就是日托。他們可以睡到自然醒，把堵在路上的時間釋放在樓下的小花園里。我夢見孩子們在家門口的日托里面開心地笑啊，鬧啊。我跟著他們一起舒展地笑了起來。老公在旁邊莫名其妙地看著我一個人傻笑，無可奈何地搖了搖頭。

本文轉自微信公眾號“奴隸社會”，作者邱天。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芥末堆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