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精英教育一直為人所稱道。然而，細究之下的美國教育體系，其實仍是一場精英階層的“圍墻游戲”。教育競爭愈加提前、貧富家庭就讀頂尖名校的差距不斷擴大、“新貴族階層”對其特權的持續(xù)賦能，這些都讓教育成為權貴的游戲，讓美國中產階級的晉升夢變得遙不可及。

作為世界精英教育最為成熟的國家，美國的精英教育，以高強度的學習生活安排、強大的校友圈、過硬的軟實力吸引著世界各地的學生

然而，精英教育真正的迷人之處，其實在于它成為了一種向上流動的手段。這也是家長們趨之若鶩，不惜花費精力財力，也要把孩子送進頂尖名校的原因。

但實際上，美國公眾對于精英教育早有不滿，現有的精英體制進入了“遺產型資本主義”，子女的教育程度也越來越取決于其父母的教育程度——“拼爹媽、拼人脈、拼財力”，精英家庭的父母更雞血。

“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們正試圖建立起一道“圍墻”，保護自己享有的特權，美國的精英大學錄取制度，愈發(fā)成為精英統(tǒng)治的游戲，而游戲規(guī)則只利于強者，階層正趨近于不可逾越，突破“圍墻”遠比家長想象的難。

精英教育的競爭早已被提前

美國精英教育的學業(yè)競爭，早已被提前至出生后。父母被殘酷的精英主義包圍，迫使他們去為孩子做那些自以為“正確”的事。

George Packer是美國紐約的一位中產家長，兒子2歲時已經學會使用單詞一年了，他為孩子申請了一所配備嶄新藝術和舞蹈工作室的私立學校。

面試時，招生官詢問了父母的工作狀況，并為孩子提供了一張紙和蠟筆，讓孩子作畫。

這是兒子第一幅代表性畫作，他在綠色的植物上方畫了一個黃色的圓圈，代表月亮。George Packer原以為能憑此畫成功入讀，但招生官卻抱以一個冰冷且難以理解的微笑。

不出意外，Geroge收到了私立學校的拒信。直到此時，他才意識到：面試時的詢問，實際上是在篩選家長的背景。不是兒子被拒絕，他和妻子才是被拒絕的人！

George Packer在兒子很小時就為其申請私立學校，這并不是因為他希望孩子上私立幼兒園，而是因為在紐約市，他必須像其他許多家庭一樣跟隨這樣的“主流”趨勢，為兒子漫長的未來前景規(guī)劃路線。

這樣的精英體系，支配著大多數美國父母無意識地去“奉獻”，花費大量時間、精力、財力、人脈，并驅使家長像信徒那樣信奉“精英教育”。

因為他們明白：只有通過一流的教育和高薪的職業(yè)才能獲得改變，并且代代相傳。

這樣的環(huán)境下，父母的主題詞就是“焦慮”。

在人口密集的紐約，社會分層明顯，家長普遍具有壓迫感，有時僅僅晚個幾分鐘就會感覺到落后于其他人了。

George Packer為了給兒子登記一所托兒所，在周六天還沒亮時就出門了，當他到達時，學校鎖著門，注冊還需等待2個小時。

托兒所將按照先到先得的原則發(fā)放名額，而他已經排到了第30名。在隊伍的前排，一些父母早就做好了準備，躺在睡袋里在學校門口過了一夜。

盡管George Packer厭惡這種競爭，并認為這樣激烈的狀態(tài)會讓父母們的生活變得更加緊張。但他不得不陷入這場瘋狂的“教育戰(zhàn)爭”中，無法理解，無法逃脫。

實際上，這樣的焦慮感反映著美國精英教育的運作模式，該模式現已經演化成為一種新的階層結構。

在這種階層結構中，精英家庭將金錢，人脈，野心和職業(yè)道德轉移到孩子身上。

為此，精英家庭的孩子會獲得更多發(fā)展自身能力的機會，而受教育程度較低的家庭則進一步落后，看不到子女升遷的希望。

耶魯大學法學教授Daniel Markovits在《The Meritocracy Trap》書中指出：這種制度將精英家庭變成了商業(yè)企業(yè)，而孩子則變成了過度勞累、虛假的“成功機器”。同時應運而生的，是一種有利于精英階層人士，不利于其他階層人士前景的經濟。

不同階級在金錢和時間上對子女的投資，早在幼兒園就顯現了差距：精英家庭的孩子比中產家庭的孩子多出整整兩年的優(yōu)勢，他們的成績差距幾乎不可逾越。

美國精英大學的學生家庭，比你想象的更富有

事實上，早期的精英體制曾倡導過要讓社會流動。

20世紀60年代，耶魯大學校長Kingman Brewster明確聲稱要打破世襲精英，學生要根據成績而不是家庭來獲得錄取。

現在，美國的精英大學仍然聲稱對任何人開放，要通過判斷努力和能力來錄取學生。然而，在實踐中，精英政治還是狹隘地把精英之外的所有人都排斥在外。

2017年紐約時報發(fā)表的一項研究表明，全美包括五所藤校（達特茅斯學院，普林斯頓大學，耶魯大學，賓夕法尼亞大學和布朗大學）在內的38所大學中，來自前 1% 精英家庭的學生人數，已經超過了來自后60%低收入家庭的學生人數總和。

貧富家庭間入學差距

該研究結果來自于數百萬計的匿名稅務申報和學費記錄，還追蹤了1980年至1991年間出生的約3000萬學生。

他們發(fā)現，就讀美國精英大學的學生家庭比專家們所估計的更為富有：

大約有25%來自富有家庭的學生，可以就讀所謂的“精英大學”（特指那些集中排名居前的名校）。

相比之下，收入處于底部25%的家庭，他們的孩子也只有不到0.5%的幾率就讀精英大學。

他們中超過一半的孩子，根本就沒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

在精英大學中，來自家庭收入墊底40％的學生比例十年間基本維持不變。

這些數據意味著，各階層就讀頂尖大學的機會實際上沒有太大變化，即貧者愈貧，而富者愈富。

美國精英大學對遺產和裙帶關系的偏好，使其依然為富有的申請者大開校門。同時，遺產和裙帶關系還使富裕家庭的孩子能享有更為優(yōu)質的教育。

有數據顯示，美國父母年收入超過20萬美元的孩子在SAT考試中的分數，比父母年收入4萬到6萬美元的孩子高出250分左右。（注：SAT，標準化考試，俗稱美國高考，滿分1600分）

《The Meritocracy Trap》一書中也提到：在耶魯大學的SAT平均成績中，來自最貧困三分之一家庭的200個孩子中，只有一位SAT分數達標。

書籍《The Meritocracy Trap》

與此同時，好的大學意味著好的工作，美國頂級銀行和律師事務所，以及其他高薪雇主，也幾乎只從少數精英大學招聘人才。努力工作的普通孩子成為了“局外人”，不再享有真正的機會。

根據Tom Hertz《了解美國的流動性》的研究表明：美國每100個出生在收入后20%家庭的孩子中，只有一個可以跨越階層進入前5%。

這意味著，美國精英教育本身是一個巨大的問題，它創(chuàng)造的這種競爭，即使每個人都遵守游戲規(guī)則，但也只有富人才能獲勝。

9.9%新精英階層的教育特權

2018年，美國《大西洋月刊》作者Matthew Stewart發(fā)表了一篇名為《9.9%的美國新貴族》，他按經濟狀況將美國人分為三個階層：

0.1%的極富裕階層；

9.9%的富裕階層；

90%的普通階層。

中間的這 9.9% 到底是一群什么人呢？Matthew將他們稱為“美國新貴族”：

他們是一群彬彬有禮、身著法蘭絨的律師、醫(yī)生、牙醫(yī)、中層投資銀行家、有著晦澀頭銜的 MBA、以及其他各種專業(yè)人士；

他們有好家庭、好健康、好學校、好鄰居和好工作；

想要成為這一階層，資產凈值應達到120萬美元... ...

而這9.9%的人，已經學會了如何為自己謀取利益，其中就包括教育。

耶魯大學前英語教授威廉·德雷謝維奇在《優(yōu)秀的綿羊》一書中，對目前美國的形式做了如下精到總結：“我們這套新的、注重多種族與性別中立的精英教育制度已經找到了世襲罔替之路。”

正如丹尼爾·金在著作《錄取的代價》中所指出的那樣：美國精英大學有一套“繼承優(yōu)先政策（ legacy-admissions policies）”，即：優(yōu)先錄取本校校友的后代。

這就意味著在美國，精英階層已掌握了，以犧牲他人后代為代價的、鞏固財富和傳遞特權的老把戲。一旦你選對了父母，游戲就打完一半了。

根據哈佛深紅報今年最新統(tǒng)計的新生數據來看，29.3%的新生中，至少有一位親戚或父母曾是哈佛校友；而有46%新生來自富裕家庭，年收入超過50萬美元（約人民幣336萬）；

至于體育招生，總的來說富人也占上風，因為他們的子女能從事長曲棍球、壁球、擊劍，以及其他高成本的、為私立及公立精英學校所看重的運動。

雖然申請人逐年激增，導致頂級高校的錄取率直線下降，但這9.9%新貴族依然有辦法為自己新造一套精英大學名單。大學管理人員和利益，驅使大學排名將近50所大學的地位，抬升至和1980年時的普林斯頓大學一樣頂尖。

這些大學通過堆積如山的拒絕信和超高的拒絕率讓自己更受歡迎。與拒絕率相媲美的，還有這些大學的學費。

從 1963 年到 2013 年，相對于美國平均工資水平而言，這些大學的學費和其他費用上漲了兩倍多。

這還不包括精英父母們在子女前十幾年的教育投資——聘請留學顧問、讀私校、上冷門藝術課，以及安排尚在讀小學的子女去偏僻、鮮有人知的鄉(xiāng)村進行特別的暑期活動……

那么，為啥富人們如此熱衷于花錢買路？因為在他們看來：這錢花得值。

在今日的美國，教育的回報率比 1950 年時高出了 50%，大學工資升水率（College Wage Premium，即大學畢業(yè)生收入與高中畢業(yè)生收入的比值）已達到 70% 多，高出了不少發(fā)達國家。

例如，挪威和丹麥的大學工資升水率不到 20%；日本不到 30%；而法國和德國的也不過約 40%。

9.9%的新貴族認為：不管怎樣，教育溢價不斷上升的直接原因在于，現代經濟中那些優(yōu)質人才價值的不斷上升。這句話的潛臺詞代表著：精英家庭所得到的回報，直接與他們本身的功勞相掛鉤。

高學歷者薪資更高的主要原因，不在于他們的工作表現更出色，而在于他們選擇的工作本來就高薪。例如，超過一半的常春藤畢業(yè)生通常會直接從事金融、管理咨詢、醫(yī)學或法律。

Matthew Stewart把世上的職業(yè)劃分為兩種：

一種是，其從業(yè)者能發(fā)揮集體影響力，從而自主決定薪酬；

另一種則是，其從業(yè)者必須單打獨斗地面對一切。

能從事前一種職業(yè)當然最好，但它已經被精英大學的畢業(yè)生們占據著。

在美國，醫(yī)生和律師這一群體早已通過多年的布局構建出了各自的壟斷聯盟，因此其內部成員能成功地避開某些競爭。

這兩個行當固然炙手可熱，不過，如今精英階層的“糖果教父”仍然是金融服務業(yè)。

20 世紀 50 年代時，銀行家們只要從 40 美元中抽取 1 美元就很滿意了，可如今，每 12 美元的 GDP 中就要有 1 美元被交給金融部門。

Matthew Stewart認為這套游戲的玩法十分復雜，不過其本質還是被 2008 年那場金融危機給抖露了出來——公眾低估了風險，而金融專家們則落座賭場，擲起了兩面都是“贏”字的硬幣。

至于新貴族們現在擁有的金融體系，它根本不是自然產物。幾十年來，它一直被強大的銀行家們所設計和操縱——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也為了他們子孫后代的利益。

因此，這些受過良好教育的新貴族會團結起來組建各色協(xié)會，以保護他們享有的利益，這種對特權的不安全感，只會隨著特權階層與下層間鴻溝的擴大而日益加重。

同時，這不安的引擎又會驅策他們投入更多時間、更多經歷去砌墻，好繼續(xù)把他人隔離在外，從而繼續(xù)自保。而他們所做的這一切都會美其名曰：為了確保服務質量、為從業(yè)者提供公平的職場條件、以及讓優(yōu)秀人才得償所值

教育本身總是好的。真正的教育能打開心靈，培養(yǎng)良好的公民。追求良好教育應該是為了有益社會。

然而，在美國這套失衡的精英體系中，教育已退化成一種追求私人利益的手段，“流動”已經成為難題。

參考資料：

The Atlantic: How Life Became an Endless, Terrible Competition.

The Atlantic: The 9.9 Percent Is the New American Aristocracy.

The Atlantic: When the Culture War Comes for the Kids.

The Harvard Crimson: Class of 2023 By the Numbers.

The New York Times: Some Colleges Have More Students From the Top 1 Percent Than the Bottom 60.

Tom Hertz, American University: Understanding Mobility in America.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外灘教育”，文Jane，編Travis。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芥末堆立場，轉載請聯系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