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科教育也曾經歷過一陣擴張。/unsplash
*來源：有間大學（ID：youjian-university），撰稿：崢崢
“新文科”這個詞，最近有點兒火。
不久前，《教育部社會科學司2020年工作要點》提出，將啟動高校文科實驗室建設，要 “重點支持建設一批文科實驗室，促進研究方法創(chuàng)新和學科交叉融合。”
6月，在天津大學召開的國內首屆高校法學教育創(chuàng)新研討會上，“新文科”首個聯(lián)盟——法學教育創(chuàng)新聯(lián)盟。
其實早在兩年前，教育部在“六卓越一拔尖”計劃2.0中提出了“新文科”的概念——
文理交叉重組，把新技術融入人文學科當中，開展跨學科教學。
教育部高教司司長吳巖在一次收集也提到：
“沒有哲學社會科學、沒有文科教育的繁榮，高等教育就是低層次的、初級階段的教育?！?/p>
看到這樣的回答，小新同學忍不住想：
國內的文科教育，是不是要在新一輪改革中迎來轉機了？
文科也曾是明日之子
在高科技語境中，文科大多數(shù)時候只是一種補充，一種錦上添花。
時至今日，大多數(shù)文科生都培養(yǎng)出了自嘲與被嘲的勇氣，因為各個維度的數(shù)據(jù)都在替他們昭告天下：
文科生過得不太好。
《2020年中國大學生就業(yè)報告》的數(shù)據(jù)顯示，2019屆本科畢業(yè)生月收入前10專業(yè)沒有一個人文學科，勉強能為文科生爭點氣的是萬金油專業(yè)金融學，而金融學是文理科都能報讀的；
2019屆本科畢業(yè)生月收入排名前20的專業(yè)類別。/麥可思研究院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2020年度課題指南》中說明，社會科學重點項目的資助額度是35萬元，而自然科學的重點項目資助平均達到298.57萬元……
然而，曾經的文科教學是具有絕對優(yōu)勢的，無論東西方，學術上的成就都始于人文學科。
在中國，重義輕利的觀念貫徹于整個古代教育體系，我們崇尚知識分子的倫理與道德，從最早的春秋戰(zhàn)國私學開始，孔子就將“文、行、忠、信”貫徹于教材中。
這直接影響了往后兩千多年的中國封建教育，無論是西漢董仲舒還是宋代書院，都多少與儒經相關。
直至明清的科舉，四書五經仍然是必修科目，每逢選拔也都必考作文對詩。
蔡元培曾在1935年寫過一篇《我青年時代的讀書生活》，這位中國近代教育大家自5歲起就進入家塾讀書， 他回憶道：
“初讀的是《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詩》等，后來就讀《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等四書，最后讀《詩經》《書經》《周易》……我十三歲，已經學作八股文了?！?/p>
這是過去中國幾乎所有小學生的讀書軌跡，課堂把孔孟之道或者程朱理學寄托在文學的章句中。
至于一些社會狀況、自然現(xiàn)象、勞動技能等實用知識，則不被列入教學范疇。
如潘光旦先生所說，教育在這個階段“只重視個人修養(yǎng)的盡善盡美，培養(yǎng)個人的文學才能”。
這一令文科生無比向往的教育氛圍，同樣出現(xiàn)在最初的歐洲大學中。
十四世紀，德語國家專設了神學、法學、醫(yī)學、哲學四門學科，其中三門都是現(xiàn)代學科分類下的文科。
文科教育也曾經歷過一陣擴張。/unsplash
1905年，在華傳教士創(chuàng)立的圣約翰書院，正是以歐美文科學院的四年制學士學位為標準率先開設課程，并于1907年首次授予4名畢業(yè)生文學士學位。
在此階段，文科生的產量驚人。
根據(jù)1934年《申報》的記載，文類學生多達6863人，而實類學生僅2759人，文科院校的蓬勃逐步演化到“畸形”，以至于政府不得不限制文科院校的資金與招生規(guī)模。
四面楚歌的人文學科
當世界進入自然科學為王的功利時代，教育成為滿足生產的工具，“不那么實用、不那么賺錢、不那么熱門”的人文學科開始滑向邊緣。
胡適先生曾在臺大法學院的一次演講中表示，當初考取官費出洋，哥哥特地囑咐自己要學些“有用之學”。
所謂的“有用之學”就是開礦、造鐵路，“千萬不要學些沒用的文學、哲學之類沒飯吃的東西?！?/p>
也就是說，文科院校的教育培養(yǎng)，已經不能迎合社會建設需求，大學教育開始看重實用，開始走向技術主義傾向。
當社會開始呼喚技術，文理的命運自會截然不同。/unsplash
根據(jù)《申報》1935年記載的新生錄取數(shù)據(jù)，“理科占21.6%，居第一位，工科占18.6%，居第二位”。僅僅一年時間，理工科錄取比例便實現(xiàn)了反超，文法科新生人數(shù)逐年下降。
然而，理科錄取率的一時勝利還遠遠無法調和龐大的文科畢業(yè)生人數(shù)，教育部部長王世杰就曾為此感慨：“文法學生過剩，實科人才缺乏?！?/p>
這一局面持續(xù)維持到上世紀50年代左右，國內文科學生比重達到最高值，文科失業(yè)已成為社會憂患。
同一時間，轟轟烈烈的院系調整開始執(zhí)行，在進步、功利、實用的社會語境中，文科院系遭遇滑鐵盧式的衰落。
社會學系在此次院系調整中被一步步“取締”，直至徹底消失，其他諸如政治學、經濟學、法學等人文學科也都被不同程度地削弱。
與此同時，工科人數(shù)達到全國數(shù)量的35.4%，成為各科學生之首，改變了先前以文法科為主的院校及學科結構。
到了90年代，綜合性高校建設成為風潮——規(guī)模越大，學科越多，能爭取的教育經費越多。在這種情況下，不可避免地出現(xiàn)了許多低成本擴張的文科院系。
高校似乎淪為“文憑工廠”，只管輸出，不管去向，文科生群體似乎又重演了20世紀30、40年代的失業(yè)大戲，在《2020中國大學生就業(yè)藍皮書》中，文科仍然占領了紅牌專業(yè)的大半個江山。
由于就業(yè)處境尷尬，文科的研究項目自然無法成為高校資助的重點。
伊利諾伊大學教授戈登.哈特曾經指出：“這是一個全球性問題，事實上英國的高校也在削減人文學科的經費?！?/p>
戈登.哈特所聲討的現(xiàn)象，與英國在2000年實行的EBacc改革息息相關。
這項改革簡單來說，就是將學生的“學術類核心課程”成績作為對公立學校的測驗，測驗結果不好看，將意味著更少的政府資源投入。
文科的“僧多粥少”現(xiàn)象，越來越嚴重。/圖蟲創(chuàng)意
重點在于，藝術教育課程在EBacc改革中越來越邊緣化，上百位業(yè)界領袖為此聯(lián)名登報，批評政府忽略了創(chuàng)造性產業(yè)為英國貢獻的840億英鎊總產值。
看起來，頭部領袖們的義憤填膺，是在為英國150多年的藝術教育史抱不平，實際上，他們的反對前提與政府的經濟語境沒有兩樣。
“藝術教育在當今時代必須將自己‘再工具化’，并證明自己對經濟發(fā)展有用，否則就將淪為一般性的課外活動，或者像鋼琴課那樣彰顯貧富差距的私人教育?！?/p>
反觀中國的文科教育，高校所宣揚的人文精神也不過是一種公關話術，因為這樣能夠“在當下的文化氛圍——所謂更好的測驗分數(shù)、更高的學生出勤率——中獲得公眾的支持”。
人文學科必須東山再起
其實，文科教育在任何時代都無法被忽視，也不可能止步不前。
1947年，潘光旦先生在《人文學科必須東山再起》一文中提到：
“人文學科顯而易見是多元的，文藝、宗教之于情緒意志，哲學之于理智識見，歷史之于行為事業(yè)，情意知行，兼收并蓄。”
這也是如今文科實驗室的建設初衷，拋卻“只有理科需要實驗技能訓練”的偏見，讓文科生培養(yǎng)出一種深邃的洞見力。
文科教育被重視了，文科生的未來才會更好。/unsplash
這種努力也一直都在進行。
最初一批文科研究院中的代表——清華國學院，堅持打破文、史、哲分家的慣例，在消費主義和新型媒介文化雜燴發(fā)展的時代，建立文科資深教授制度；
而早在新中國高等教育剛剛起步時，一些應用性強的人文社會學科——比如新聞傳媒、法律、貿易等——就嘗試了實驗教學內容；
即便英國藝術產業(yè)界對EBacc的諷刺，只是基于產業(yè)的興衰考量，但也不可否認他們的呼聲是無奈中的義舉。
《“無用的”自由技藝的驚人力量》一書的作者喬治.安德斯提出這樣一種觀點：
在人工智能取代手工技術的時代，曾經“沒那么有用、不那么賺錢”的文科正在反擊，人們需要的是一種人文批判思維，需要藝術，去取代正在被解放的機械性勞作。
書中指出，2012至2016年，美國新創(chuàng)造的職位中僅5%屬于計算機領域，剩下的95%都是與人交際、輸出藝術的工作。
文科教育的一條新路徑，或許是擁抱多元。/unsplash
時代的腳步是一錘定音式的，無法反悔與扭轉，人文學科需要借科技的東風重振。只有把就業(yè)面打開，才能走出失業(yè)、失項目、失學生的死循環(huán)。
但與此同時，也不要忘了探討人文學科在高科技時代的意義，千萬別走到錢鐘書所諷刺的那一幕：
“現(xiàn)在許多號稱哲學家的人，并非真正研究哲學，只研究些哲學上的人物文獻。嚴格講起來，他們不該叫哲學家，該叫‘哲學家學家’。
現(xiàn)在的許多大學課堂上充滿了這種人，而他們卻未必有多少人文精神?！?/p>
參考資料
《人文學科必須東山再起》，潘光旦
《我青年時代的讀書生活》，胡適
《退回“維多利亞時代”？EBacc背景下的英國藝術教育發(fā)展趨向研究》，馮學勤
《大學的終結——1950年代初期的“院系調整”》，李剛
《文科生的反擊：這個世界歸根結底，屬于那些有批判性思維的人》，萬維鋼
《文科生難？文科院校更難！》，軟科
《民國時期大學改革的三重向度：實用化、政治化與平民化》，趙建
《從大學生失業(yè)問題爭論看民國教育的轉型》，趙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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