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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個堂堂的985研究生，為什么非要去當幼兒園老師，還把自己弄成了被告？”

兩年前，李惠被小區(qū)物業(yè)告上法庭，理由是每天早上家長送孩子到她開的托育園，進進出出影響小區(qū)的交通，還給其他業(yè)主平添安全隱患。

被問得多了，李惠偶爾也會懷疑自己。大學同學聚會時，體制內(nèi)的同學到了不低的級別，在企業(yè)工作的同學年薪可觀；而說到自己，她自嘲“我是個看小孩的”。

四年前，李惠和小珉、珊珊三個年輕二胎媽媽一起，創(chuàng)辦了一家面向0-3歲孩子的家庭式托育園。這段“中國合伙人”的旅途開啟得可以說是毫無波瀾和野心，甚至充滿了陰差陽錯和意外。即便教育行業(yè)發(fā)展勢頭正勁、“孩子的錢容易賺”成了社會共識，驅(qū)使她們創(chuàng)業(yè)的不是前景，也不是“錢”景，僅僅是因為三位媽媽需要“趕緊把孩子托出去，好回去工作”。

相遇

李惠、小珉和珊珊因孩子而相遇。她們恰巧把孩子送到了同一家幼兒園的0-3歲托育班。

小珉是最早把孩子托出去的，當時她的一對雙胞胎兒子剛剛一歲半。所有人都認為她應該待在家里全職照顧孩子，除了她父親。孩子們滿一歲，小珉的爸爸嚴肅地找她談話，告訴她：“你不可以再在家里待下去了，你必須出去工作，你首先要成為你自己。”

電視劇《我，到點下班》中為雙胞胎犧牲事業(yè)的爸爸

小珉被父親“推出家門”尋找托育孩子的方案，機緣巧合下發(fā)現(xiàn)離家不太遠的地方新開了一家幼兒園，提供3歲以下孩子的托育服務。小珉把孩子托了出去，成為0-3歲班的第一位家長。每天，她上班前把孩子們送過去，放學由婆婆接回來家。婆婆對此有頗多猶豫，反復詢問“你真的一定要去上班嗎？”、“你可以不要去上班嗎？”小珉告訴婆婆，先試試看一段時間，不行她再回歸家庭。

回到熟悉的媒體行業(yè)，過去的積累讓小珉對工作輕車熟路。每天接觸新的東西，有了自己的社交圈，即便上下班加起來需要將近4個小時的通勤，小珉都覺得自己更有活力了，面對孩子精神狀態(tài)也變得更好。她很感激父親把她“推”出家門。出來了，就回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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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珉的雙胞胎入園兩個月后，珊珊和李惠在同一天把孩子送進了同一個班。兩人一起陪孩子們度過了一周的適應期，友情也由此開啟。

珊珊大學專業(yè)是計算機，畢業(yè)后一直在一家事業(yè)單位做技術工作，穩(wěn)定且發(fā)展勢頭良好。由于在歐洲讀書期間曾見過朋友把出生不久的孩子送到日托中心（daycare center），她對這種模式有大概的了解。

受鄰居的邀請（邀請5位家長到幼兒園參觀，費用可以打九五折），珊珊和爸媽一起去幼兒園參觀。一進門，三人就被寬闊的室外活動場地吸引了。當時的珊珊有個樸素的育兒觀：能讓孩子在室外撒歡兒玩的幼兒園就是好的幼兒園。和負責0-3歲托育服務的王園長聊天后，珊珊迅速決定為自己的孩子報名。她不但給老大報了名，還給在計劃中、尚未懷上的老二報了名。

很大的戶外場地 | 圖李惠

當時的李惠正因科研論文和照顧孩子的雙重壓力焦頭亂額，公公婆婆遛彎時發(fā)現(xiàn)了這家新開的幼兒園，便回家告訴了她。李惠早在懷孕時就看了大量的育兒書籍，社科學術出身的她會帶著學術研究的心態(tài)對所讀的資料進行“文獻溯源”。她知道，托育的本質(zhì)是一種非父母的替代看護，給長輩看、給阿姨看，其實都屬于替代看護；對于小孩子，重要的是穩(wěn)定而高質(zhì)量的看護，而不是事無巨細的寵愛；在有專業(yè)和穩(wěn)定照顧者的前提下，出生6個月的嬰兒已經(jīng)可以送托了。在王園長那里，她這些東拼西湊的理論得到了系統(tǒng)的梳理，“作為一個做學術的，你對很多知識信息都會刨根問底，而一旦通了、理順了，我們就會特別信服，王園長就是這么把我拿下的?！?/p>

王園長在國外接受過系統(tǒng)的育兒培訓，又有近40年的從業(yè)經(jīng)歷，她的教育理念、行事作風、言談舉止都令三位媽媽信服。她們成了王園長的“信徒”，甚至在她的鼓動下，紛紛懷上了二胎。

生變

可惜幼兒園0-3歲的小班始終沒有招滿。在2015年、2016年，把一兩歲的孩子送到機構(gòu)去，對許多人來說是不可理喻的事情。用李惠的話說，“這么小的孩子在集體照顧的環(huán)境里，大家一般都會想到孤兒院?！彪m然3-6歲孩子的招生情況不錯，但這不足以緩解資方和王園長之間的矛盾。

李惠就曾經(jīng)無意中聽到過王園長和投資人的爭執(zhí)。在王園長的理論體系中，一個班現(xiàn)有的孩子是一個穩(wěn)定的團體，新成員的加入最好慢一點，一周接一個新孩子進班，這樣不僅不會破壞孩子們已經(jīng)形成的秩序，老師也有足夠的精力去照顧新來的孩子。投資人對此無法接受，按照這樣的速度，達成盈利目標的速度會大大減慢，“后面還排著40個孩子呢，讓他們一起進來一起哭多省事兒！”

作為家長，李惠自然支持王園長的觀點。但是當時客觀條件下，專家拗不過資本，雙方的合作被迫提前終止。王老師黯然退場，帶著學生回到老家，開始創(chuàng)辦自己的小微園。

新來的園長和老師資歷雖說不差，但她們大多只接受過針對3-6歲孩子的培訓，在給家長們介紹園所的時候，完全不知道輔食機該如何操作、面對更小孩子們的哭鬧也不知所措。不過，新?lián)Q的園長是投資人喜歡的服從類型，排隊的40個孩子一起進來了。每個人的班上突然多了很多陌生的孩子：原來通過排隊等待、溝通等方式讓大家都能玩兒到的玩具需要爭搶才能得到；搶得多了，老師干脆把玩具都鎖起來，一切變得跟傳統(tǒng)幼兒園一樣，大家背手坐好、集體唱歌畫畫。

三位媽媽發(fā)現(xiàn)，王園長離開三四個月后，已經(jīng)滿三歲進入小班的老大們，從原本非常自信、開朗、好溝通的“天使寶寶”變成了問題兒童：脾氣暴躁、不停地尖叫、甚至開始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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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研究出身的李惠對老師們非常理解甚至同情：“一個老師要帶那么多的孩子，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那個環(huán)境對于成年人來說非常不友好。但是資本為了降低成本、擴大規(guī)模，雇傭了大量低薪資的老師。這些老師們沒有經(jīng)過專業(yè)的培訓，拿著很低的薪水做著繁重而重復的工作，而且絲毫看不到職業(yè)成長的希望，其實她們也是受害者?！?/p>

但理解是從學者的角度出發(fā)，作為媽媽，三人都無法接受孩子們的照料質(zhì)量有如此大的落差，更何況還有剛出生、以及即將出生的老二們?？煞叛弁?，周圍也找不到任何可以替換的園所。

自從上世紀90年代企事業(yè)單位開始剝離社會職能，公辦托兒所與幼兒園大幅減少。與此同時，計劃生育政策導致孩子數(shù)量減少、家庭視一個孩子為掌上明珠，導致幸存下來的機構(gòu)也面臨生源不足的局面。到2000年，國內(nèi)托幼機構(gòu)減少5萬家以上，2010年公辦托兒所基本消失了。之后的幾年，有零星的民辦托育機構(gòu)出現(xiàn)，但不成氣候；也有的企業(yè)會自辦托兒所，但鳳毛麟角。有學者統(tǒng)計，0-3歲嬰幼兒在我國各類托幼機構(gòu)的入托率僅為 4%，遠低于一些發(fā)達國家50%的比例。選擇本就少得可憐，更何況三位媽媽還曾經(jīng)嘗到過高品質(zhì)托育服務的甜頭。

實在找不到合適的園所，李惠和珊珊在一次閑聊中提到：“要不我們開一個吧？”兩人一拍即合。李惠和珊珊已經(jīng)記不清到底是誰提議，是誰附和。這段已經(jīng)被時間模糊的對話，改變了幾位媽媽和一群寶寶們的命運。

創(chuàng)業(yè)

李惠跟小珉一說，小珉立刻入伙。小珉的頭胎是雙胞胎，二胎當時剛剛出生，照顧三個孩子的重壓使得她成為最為迫切的那個媽媽。

李惠深知專業(yè)人士的重要性，她發(fā)信息給在老家的王園長請求幫助，希望她能擔當指導。王園長爽快地答應了。事后，當托育園初成規(guī)模，王園長才告訴李惠，她以為李惠在開玩笑，才會隨口應下。但在當時，王園長的承諾可謂給三人打了“強心劑”，三人立刻進入創(chuàng)業(yè)的第二個步驟——找場地。

當時小珉和珊珊的老二已經(jīng)出生，李惠仍在孕期。三個人帶著一群娃，肩上背著、手里抱著、牽著、肚子里還懷著一個，浩浩蕩蕩出現(xiàn)在房屋中介，場面頗為壯觀。

由于當時僅僅是為了給自己家的孩子們湊個班，所以場地僅用十天就租到了：只要室內(nèi)布局合理、戶外空間安全就可以。三位媽媽完全沒有考慮市場調(diào)研、投資回報、客戶分析等“創(chuàng)業(yè)”必備的因素。

買好玩具和教具、布置完教室，再把老師招來，在三人的計劃中，“業(yè)”就算創(chuàng)完了。接下來托育園的日常運作交給專業(yè)人士，三人便可以回歸各自的領域，維系各自的事業(yè)。然而，面試了好幾輪老師，三位媽媽發(fā)現(xiàn)，市面上根本沒有合適的老師。

托育園的教具 | 圖李惠

我國主流的幼師培養(yǎng)系統(tǒng)是面向3-6歲兒童的，0-3歲年齡段幾乎是一片空白，而在生命早期，孩子們不同階段的照顧方式差異非常大。曾有業(yè)內(nèi)人士指出，由于0-3歲兒童大多處于牙牙學語階段不會表達，對從業(yè)人員的責任心的要求更大。除了看護之外，老師還需要根據(jù)孩子身心發(fā)育的情況開展課程。但是現(xiàn)在的很多保育員只是普通的幼教從業(yè)者，培訓七天到十五天左右就直接上崗。而事實上，專業(yè)的托育人員要求比幼兒園教師的要求還要高。

高質(zhì)量的0-3歲托育是件成本投入很大的事情。除了包含良好戶外環(huán)境的場地、豐富的教具，最大的投入是師資的培訓，每個老師受訓需要5~7萬元左右的費用，師生比也有嚴格的要求，沒有廉價的方案可以代替。因此，托育在商業(yè)上無法具形成具有誘人利潤的商業(yè)模型，自然也沒有行業(yè)培養(yǎng)出來的現(xiàn)成老師——無論是學制還是市場，都不能保證嬰幼兒看護的專業(yè)人才儲備。

培訓如何擺放繪本 | 圖李惠

沒有合適的老師怎么辦？三人給出的答案是——把自己變成老師。三位媽媽把王園長從老家請來，帶著從上個幼兒園挖來的年輕老師和幾個有同樣想法的父母，一起接受了一個多月長達400小時的脫產(chǎn)培訓。

培訓場地就在她們租下來的那棟別墅，孩子們放在一樓，二樓上課。培訓理論課的時候，小珉和珊珊正好在休產(chǎn)假，而李惠剛剛生完老二不久，還在哺乳期。婆婆定時把孩子帶來給李惠喂。經(jīng)歷過高強度科研工作捶打的她并不覺得這樣的安排有多瘋狂。同班另一位媽媽也是一邊吸奶一邊上課。七位想從事托育行業(yè)的媽媽們聞著奶香味兒，強迫自己對樓下的哭聲無動于衷，認真聽老師講課。

別墅樓梯的安全防護網(wǎng) | 圖錢衍

培訓期間，李惠和一位美國的專業(yè)育兒培訓師交流，問她為什么放棄原來的工作投身托育行業(yè)。對方回答說：“If I have do everything wrong, I'll do better than this.”李惠深以為然。這句話可以粗糙地翻譯成，“我就算做得再差，也比市面上現(xiàn)有的強”。

2017年5月，托育所正式開張。

開園幾個月后，小珉和珊珊相繼辭掉了原來的工作，李惠研究生畢業(yè)后沒有找其他工作，三個人都把幼兒園當作新的事業(yè)起點，全心投入。

媽媽們

在珊珊所居住的小區(qū)，有很多差不多時間出生的孩子，產(chǎn)假期間珊珊經(jīng)常跟這批媽媽們一起遛娃聊天?；貧w職場后，小區(qū)里的全職媽媽、爺爺奶奶外公外婆、甚至各家的阿姨們都開始質(zhì)問她：“你竟然把那么小的孩子送托，你是后媽嗎？”

據(jù)珊珊觀察，在小區(qū)的“奶娃”鄙視鏈上，最高一級的是一個孩子兩個大人，全職媽媽加育兒嫂或者老一輩共同看護孩子；次一級是一個孩子一個大人，全職媽媽或者老一輩或者育兒嫂負責看孩子；再次一級是一個大人看兩個孩子。最末一級才是珊珊這樣把孩子送到機構(gòu)的。

這反應了大眾對托育機構(gòu)的普遍印象。通過口口相傳，開園四個多月后，逐漸開始有家長主動來到托育園參觀。不少來托育園參觀的家長都認為，把孩子送過來是一件很可悲的事兒，“真的有媽媽在參觀時當場哭了出來”，李惠說。

圖李惠

家長來參觀前，李惠會先和家長交待，進入教室以后，不要主動和孩子交談，要以旁觀者的角色進行非參與式的觀察。一次，小孩子吃午飯，一位媽媽在一旁看著很久，實在沒忍住，上前用飽含同情的語氣問孩子，“你的飯好吃嗎？你嚼得動嗎？你能吃飽嗎？”

不過，在托育園創(chuàng)辦伊始，孩子確實大多數(shù)來自迫不得已的“問題家庭”。比如一位把二個月大孩子送托的媽媽，是一家大型互聯(lián)網(wǎng)教育公司的中層管理人員。收入可觀的她原本計劃請自己的母親來幫忙照顧剛出生的老二，但懷孕期間母親查出了癌癥，高昂的治療費用和兩個嗷嗷待哺的孩子逼得她必須想方設法保住自己的收入。于是，在孩子出生后的第二個月，非常忐忑地陪孩子度過了一個月的入園適應期后，這位媽媽決絕地返回工作崗位，去為自己的母親和孩子賺醫(yī)療費、保姆費和奶粉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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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也有部分家長特意把孩子送到托育園，不是因為現(xiàn)實原因無法看護，而是更認可李惠她們提供的看護模式。

楊慕在美國留學時就知道托育機構(gòu)的存在。她曾和丈夫住在紐黑文附近的一個小鎮(zhèn)。小鎮(zhèn)上有個教堂，每天早晨楊慕都能看見抱著小孩子的家長出現(xiàn)在教堂，教堂里還經(jīng)常傳出彈唱的聲音。那時，她第一次知道，原來那么小的孩子可以送到家庭之外的專門機構(gòu)去看護。

楊慕的孩子在她和老公讀博期間出生。兩人學業(yè)壓力不小，兩邊的老人都過來幫忙，還請過一段時間保姆。博士論文答辯后的第二天，楊慕就著手尋找托育機構(gòu)。同時，她以忙完博士論文有時間照顧孩子為由，把四位老人都“忽悠”回家了。等孩子送去托育中心一周后，她才告訴老人們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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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婆得知消息后，當場哭了。作為山東傳統(tǒng)家庭的婆婆，“不孝有三”——不給兒子買房不行，不帶孫子不行，不干家務不行。而且，婆婆曾給楊慕大姑姐的孩子帶孩子，一直帶到三歲左右才放手。給女兒帶孩子，不給兒子帶孩子，“我婆婆就覺得，這要讓別人知道了，不給我脊梁骨戳爛了？”

楊慕就安慰加“吹捧”婆婆，說二老是老年人的先驅(qū)，接受托育、有這種認識的老年人在國內(nèi)寥寥無幾，直到說得婆婆破涕為笑。之后，楊慕經(jīng)常發(fā)孩子在園里快快樂樂的視頻給婆婆，婆婆逐漸接受了，開始說老家怎么沒有這種機構(gòu)，誰誰家的孩子沒人帶。

在楊慕看來，這個決定不光關于孩子，還關于家庭的秩序?！拔业男袨槭窃趧澢宓拙€，重組秩序。我是在宣告，我是這個家庭的女主人，我和老公有權(quán)進行決策。對于長輩，我尊重他們，會向他們解釋，但是決策權(quán)應該在我們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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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托育園，李惠有機會接觸到不同風格的媽媽。

有土豪家的媳婦，有錢卻沒有話語權(quán)，送孩子來幾趟之后便消失不見；有全職媽媽，定時定點來查看孩子的情況；也有全職媽媽，走出家庭，成為托育園的老師；有像楊慕一樣的高知媽媽，把托育園當成學術研究的對象；還有更多的媽媽，出于各種各樣的家庭原因，只能把孩子送到托育園。她從這幾年的從業(yè)經(jīng)驗中總結(jié)出，無論出于何種原因，“能把孩子送到托育機構(gòu)的，媽媽在家里一定有話語權(quán)?！?/p>

互助

托育園平穩(wěn)運行，孩子越來越多，除了被物業(yè)告上法庭外，可以說是一帆風順。和物業(yè)的官司也雷聲大雨點小，以和解收場。2019年冬天是托育園最鼎盛的時期，園里共有四十個孩子。李惠在美國亞馬遜上買了一輛能坐四個孩子的手推車，推著四個不到一歲的孩子在小區(qū)里遛彎看雪，引得鄰居們紛紛圍觀，都以為是對四胞胎。“當時特別拉風，成了小區(qū)一景，因為大家都沒見過這種集體看護，”李惠笑著從手機里翻出視頻。

拉風的“四胞胎”   | 圖李惠

為了讓周圍人對托育服務有更深刻的了解，托育園開啟“時托”服務，家長可以在每天固定的時間把孩子送到園里待一個小時。起初，多數(shù)家長擔心這么小的孩子適應不了，都會留在玻璃窗后面觀察。到后來，從時托轉(zhuǎn)到日托的孩子高達八成。李惠和小珉都記得特別清楚，有一天下暴雨，她們都以為不會有家長送孩子過來。結(jié)果，一個孩子都沒少。這一個小時對于家長來說太寶貴了。

同為家長，小珉十分能理解這種感受。她說，如果不是當初王院長答應幫忙帶，她絕對不會考慮生二胎，“想想再帶一個就覺得身心疲憊。第一年當母親，真的是挺艱難的。自己也沒照顧好，孩子也沒照顧好。你沒有辦法上班，還要面對初為人母的責任感和社會壓力。你想成為一個好媽媽，可每個人心中的好媽媽又不一樣。老人是想來幫你，可你又要處理成人之間的關系，可能還有跟老公之間的關系?！?/p>

時托中心 | 圖李惠

社會學學者郭戈2019年發(fā)表于《北京社會科學》的一項研究指出：隨著兒童價值的變遷，社會對兒童撫育的評價標準一直在不斷升高，生理撫育和社會撫育的邊界開始模糊；在營養(yǎng)專家、醫(yī)學專家、教育專家、心理學家等多方話語的參與下，“精細化育兒”的趨勢越來越嚴重，撫養(yǎng)人變成了毫無喘息機會的“操心者”。

與此同時，現(xiàn)代社會中的消費主義與市場經(jīng)濟還對“辣媽”這個形象進行著商品化的塑造，讓年輕媽媽們被裹挾著成為技術和消費支配的“新女性”和“新媽媽”。郭戈認為，在費孝通所研究時代的中國傳統(tǒng)家庭中，父母雙方對育兒有著各自的分工：父親負責學業(yè)、道德等“社會性撫育”，母親負責衣食住行等“生理性撫育”。而在現(xiàn)代社會，為了滿足現(xiàn)代工業(yè)生產(chǎn)對人力資源的需求與安排，育兒責任勢不可擋地大部分轉(zhuǎn)向了母親。

簡而言之，養(yǎng)一個孩子需要的工作量比過去有了巨大的增加，而女性則在此基礎上承擔了更多，“母親”的職責變得前所未有的艱辛。作為社科博士的楊慕說：“你讓這代女性太痛苦了。你什么時候讓這代女性沒那么痛苦，你再跟我談生育問題。”

時托服務，相當于給了媽媽們喘息的機會。而0-3歲孩子的日托服務，“是希望給媽媽更多的支持和幫助，”李惠說，“作為機構(gòu)的存在，不是要代替媽媽，而是如果除了當全職媽媽這個選項之外，你有別的人生夢想要去實現(xiàn)的時候，你可以把孩子交給我?！?/p>

最初，三人成立這間托育園，是為了各自不同的夢想。如今，三人懷揣同樣的夢想，為更多的女性提供支持與幫助。

然而，這個夢想差點被現(xiàn)實戳得粉碎。

危機

小孩子多了，磕碰、打鬧、受傷總是難免。

李惠家的老二有段時間因為出牙特別喜歡咬人，導致李惠一整個月都站在門口給家長道歉。最嚴重的時候，老二曾經(jīng)半個月給內(nèi)連續(xù)咬了同一個小朋友三次，李惠當時不得不把老公叫來一起站在門口道歉。被咬的小朋友的爸爸非常生氣，先是當面發(fā)了一頓火，讓李惠先教育好自己的小孩，又質(zhì)疑是不是園長的小孩就可以隨便咬人，還在《事故報告書》的反饋欄里寫道“咬人的小孩就該遣送回家”。

如今，李惠一家和那位爸爸的家庭關系十分要好，這位爸爸對園所工作也非常支持。所以，當一位一歲四個月大的孩子受傷時，李惠沒想到事情會如此一發(fā)不可收拾，甚至威脅到托育園的存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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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18日，周五，一位孩子磕到了園里木質(zhì)桌子的邊緣，眼角縫了六針。由于孩子縫針有一周的看護期，周六起小珉和老師就去孩子家陪護。下周一到周五，幾個老師輪流每天早上六點半到孩子家，孩子起床后，幫孩子梳洗穿衣，八點多帶到托育園，下午五點把孩子送回家，直到孩子的爸爸媽媽回來才離開。

一周過后，又一個周五，恰好是圣誕節(jié)，小珉和老師一同孩子的爸爸，把孩子送去醫(yī)院拆線。下午回來后，小珉同孩子爸爸商量，既然孩子已經(jīng)拆線，從明天起老師就不到家里了。老師們高強度工作了一周，需要好好休息。孩子爸爸同意了。當晚十一點多，孩子媽媽打電話來表示反對，要求老師明天還得繼續(xù)來帶孩子。小珉和家長約好第二天見面談，也順便談談賠償?shù)氖虑椤?/p>

第二天，12月26號，孩子爸爸來了，沒有談賠償，而是要求把孩子受傷當天的監(jiān)控視頻拷貝走。小珉沒有同意，認為按法律規(guī)定，視頻可以給警察，但不能給他。孩子爸爸當場報警。警察到場后，小珉把監(jiān)控視頻給了警察。小珉告訴孩子爸爸，大家是基于相互信任的原則來一起看孩子，現(xiàn)在孩子家長給老師這么大的壓力，以后沒人敢讓孩子受一點傷，這樣也不利于孩子的發(fā)展，所以決定停止看護。因為是單方面解約，愿意賠償下個月的托育費或者阿姨一個月的工資，之后如果需要，也愿意配合走法律流程。

孩子家長同意停止看護，但對賠償金額有異議。四天后，他們給出了自認合理的金額——20萬。孩子爸爸認為，20萬包括換日托機構(gòu)的誤工費、搬家費、孩子的精神損失費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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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珉沒有答應對方提出的數(shù)字，希望孩子爸爸出具關于賠償金額的書面材料。她和李惠在此前已經(jīng)咨詢過律師，園方需要承擔孩子的所有醫(yī)療費、家長的誤工費。如果孩子有功能性的損傷，園方需要按國家規(guī)定的賠償標準去賠償。怎么算都算不出20萬這個數(shù)字。

本以為賠償之后、雙方結(jié)束合作關系，事情便能就此了結(jié)。沒想到，這才是開始。

至暗

半個多月后，沒等到孩子爸爸的書面材料，等來了警察。2021年1月19日，警察第二次上門，說接到舉報，托育園有人虐童。警察進門不久，治安大隊也派了兩人上門調(diào)查，稱接到了虐童舉報。警察和治安大隊并不知道對方要來，四名執(zhí)法人員先跟小珉要了間辦公室，開了碰頭會才開始調(diào)查。調(diào)查完現(xiàn)場后，兩個家長和小珉、老師一起去警局做了筆錄，直到凌晨才從警局出來。

兩三天后，朝陽工商和稅務相繼打來電話，稱有人投訴小珉的公司異地經(jīng)營、不開發(fā)票。1月26日，小珉去工商局配合問詢。此前一天，工商局已經(jīng)上門調(diào)查過一輪。面對工商的問詢，小珉顯得沒有招架之力。工商說公司注冊在朝陽，卻不在本區(qū)辦公，屬于注冊與經(jīng)營分離。小珉說，她們所做不是經(jīng)營，而是朋友一起共同育兒。工商問她收沒收錢，收錢了就是經(jīng)營。小珉說，和家長簽的合同上都寫明了，收錢只是為了分攤成本，并沒有以盈利為目的，不能算是經(jīng)營。工商認為，企業(yè)有可能虧損，只收回成本不能證明小珉不是經(jīng)營。而且，工商還警告小珉，如果拒絕合作，他們有權(quán)利查小珉的個人銀行流水。如果查到小珉有收錢的記錄，會接著查她有沒有偷稅漏稅。如果有，這會影響到小珉的個人正信，導致她以后不能當法人、不能貸款買房等等。工商表示，如果小珉配合，可以從輕處罰。

從元旦前到元旦后一個多月的時間里，小珉人生第一次進警局，第一次應付相關部門的連番詢問，簽字認罪似乎就能結(jié)束這一切。何況，她們的做法確實有法律瑕疵。面對警察和治安大隊，小珉可以理直氣壯地說托育園沒有虐童，可面對工商和稅務，卻理虧一截。不是她們有意違法，而是在當時的條件下，托育園就合法不了。

和市面上所有托育園一樣，小珉她們屬于無證經(jīng)營，無證的原因在于“政策空窗期”。2017年，上海市總工會發(fā)布的《關于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亟待解決0-3歲幼兒托育問題的建議》中提到，“0-3歲早教是個灰色地帶的，沒有部門許可辦幼托機構(gòu)。工商、教委、衛(wèi)計委都不管。沒有部門發(fā)證，沒有部門監(jiān)管。”

此前的三年屬于民不舉，官不究。據(jù)李惠所知，其實街道、教委、工商早就知道她們這間小小的托育園的存在，“但是我們中間有一種默契，他們知道社會需要，他們也知道家長明知你無證無照，還愿意投奔你、讓你提供服務，就說明你OK。但是對我們來講，我們最大的風險是什么？一旦出了問題，我們要承擔的是無限連帶責任?！比绻@次的事情出在正規(guī)的機構(gòu)，機構(gòu)該負怎樣的責任都有明確的法律依據(jù)，也有之前的判例可以參考。但對于托育園，“沒有任何的依據(jù)來保護我們，但是有依據(jù)來處罰我們?！?/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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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因為托育園在住宅內(nèi)沒辦法注冊公司，為了給老師和自己上保險，小珉她們把公司掛在朝陽區(qū)一個公司下面。這就導致托育場所和注冊地點不統(tǒng)一。雖然市面上的大部分托育機構(gòu)都用這種方式操作，托育園的運營不能說沒有問題。

小珉簽完字，工商告訴她，對方有和解的意向，問小珉愿不愿意賠償。賠償可以作為從輕處罰的依據(jù)。還是同樣的數(shù)字——20萬。對此，小珉和李惠的態(tài)度是一致的：可以接受處罰，但不能被敲詐。

小珉回憶當時的場景，想起工商還提到過孩子，說他們家的孩子很想念托育園。事實上，這份思念正是家長對孩子精神損失費的定義。“他說精神損失費是因為孩子很想念小朋友和阿姨，但又見不到，”李惠說，“我們一個家長說，這就像強奸犯對受害人說我很想念你一樣?！?/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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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完春節(jié)，2月22日，工商局下發(fā)《責令改正通知書》，限期依法變更登記事項，要求托育園搬離。小珉告訴工商，新地址已經(jīng)找好了，但是搬家和裝修需要時間。對方表示，如果沒人舉報，時間可以寬限；如果再有人舉報，會罰款、貼封條。

此后的兩天，小珉分別接到教委和稅務的電話，稱有人投訴托育園。歇了一天，2月26日，警察再次打電話給小珉，說案子被朝陽分局打回來了，換警重新調(diào)查。

“他們打的是12345市長熱線。這個熱線很牛的，在規(guī)定時間內(nèi)，必須給出回復。投訴人如果不滿意，這個案子會在系統(tǒng)里轉(zhuǎn)一圈，轉(zhuǎn)到投訴人說我滿意了為止。這也是我們后來才知道的，”李惠說，“我們當時就覺得很神奇，幾個部門輪番調(diào)查，現(xiàn)在對兒童權(quán)益的重視已經(jīng)到這個地步了嗎？”

黎明？

新址裝修需要兩個多月時間。這兩個月里，托育園的前門緊閉，門口掛著“此屋出租”的牌子。隔壁鄰居把兩家院子中間的柵欄拆了，讓孩子們可以從他家進出。

即將搬遷，小珉與李惠將事情原委告訴給家長，家長都覺得糟心，但也無計可施。楊慕從孩子一歲三個月就送孩子過來，如今孩子已經(jīng)四歲多了。她知曉整個過程，也見證了尋找新址的艱難。她告訴李惠，“你們就應該在門口掛一塊牌子，上面寫著‘孩子不是過街老鼠’?！?/p>

圖李惠

“為什么托育機構(gòu)生存那么艱難？因為它關心的是孩子、是女性，都是弱勢群體，沒有生存空間，”楊慕以社會學博士的獨特視角分析說，“為什么商場到處建，托育機構(gòu)找個場地那么難？因為托育機構(gòu)服務的對象是小孩，小孩是非勞動力?？Х瑞^、餐館是為能賺錢的年輕人準備的，非勞動力根本不再考慮的范圍內(nèi)。這是給誰準備的城市？生不出孩子又覺得是個問題了，開始大做文章?！?/p>

2016年，二胎政策放開后，生育率并沒有顯著提高，二孩生育意愿持續(xù)低迷。2016年全國婦聯(lián)兒童工作部通過對北京、遼寧等10個省(區(qū)、市)0-15 歲兒童的父母的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有生育二孩意愿的僅為 20.5%，不想生育二孩的比例高達 53.3%。研究指出公共服務體系的不完善成為人們放棄生育二孩的主要原因。而李惠、小珉和珊珊開的托育園，在公共服務尚未完備的情況下，為自己、也為其他家長們多提供了一個選項。不光是她們?nèi)齻€人，還有許多家長做出了同樣的選擇。在三人相遇的那個幼兒園，有家長挖走了幼兒園的外教，成立了自己的機構(gòu)；跟李惠她們一起參加育兒培訓的同學，有人也開了一間規(guī)模不大的幼兒園；李惠認識的一位家在海淀高知媽媽，因為疫情被迫關園后，她的第二家幼兒園已經(jīng)重新選址開張。要是細究起來，幾乎沒人是合法的。

《關于促進3歲以下嬰幼兒招呼服務發(fā)展的指導意見》

2019年5月，國務院辦公廳發(fā)布《關于促進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服務發(fā)展的指導意見》，2019年也被稱為“托育元年”。根據(jù)天眼查專業(yè)版的數(shù)據(jù)，自2019年5月以來，經(jīng)營托育服務的機構(gòu)增加了約17000家，占到總數(shù)近八成。熟知政策風向的李惠知道今年很有可能出臺家庭托育服務的管理辦法，本以為黎明馬上就要到了，她們需要做的是“默默等到合法的那一天”。就連疫情她們都靠著各自家庭的資助熬過來了。因此，李惠才會感慨這次危機十分諷刺，“我們一直以為自己會死于非法，但沒想到其實我們是死在一個家長的手下?！?/p>

《關于促進3歲以下嬰幼兒招呼服務發(fā)展的指導意見》

2021年3月底，終于有了合法證照的新園正在緊鑼密鼓地裝修，現(xiàn)有場地在鄰居們的“掩護”下安靜維系了一個月。每個人都以為，這樣悄悄再堅持一個月，搬到新園后就可以“光明正大”運行了。不曾想，工商又一次接到舉報。在事先并未通知的情況下，四位工商的執(zhí)法人員直接進入教室，仔細檢查了房間的角角落落，沒有發(fā)現(xiàn)安全隱患。執(zhí)法人員又要求和每一個來接孩子的家長進行談話。通過當場的視頻監(jiān)控可以看到，等待家長的過程中，四人接受了一群剛下課孩子們的輪番擁抱。

每來一個家長，執(zhí)法人員都會上前詢問，詢問的重點放在托育園是否收錢了、是否在以公司的模式在經(jīng)營。每位家長都回答：“我們是共同育兒?！币晃唤雍⒆拥臓敔斶€生氣地對他們抱怨：“我們孩子要是沒人看了，我就送到你們工商去，你們給我?guī)?！?/p>

從下午折騰到晚上，工商最終查封了廚房。托育園請了兩位廚師每天給孩子和老師做飯。李惠和小珉知道按規(guī)定應該和外部配餐公司簽訂合同，讓有資質(zhì)的配餐公司為孩子提供餐飲服務。但是，由于曾經(jīng)爆出過太多負面新聞，孩子家長們一致希望托育園自聘廚師。

廚房被查封后，小珉和李惠連夜收拾桌椅教具，讓孩子們第二天在一位親戚提供的房子里過渡，避免“失學”；同時與新園的鄰居機構(gòu)商量，短租了一間教室，并在清明假期加班加點布置出來。新園與原址有十幾公里的路程，作為給家長們的補償，李惠動用所有資源以最快的速度租到了一輛校車，每天接送孩子們。李惠說：“原本期待合法是圖個心安，現(xiàn)在被迫提前合法，反而激發(fā)了我們的斗志：有人惡意要搞死我們，我們偏要活下去，還要活得漂亮！”

孩子們的臨時場地 | 圖李惠

從為自己的孩子辦一個托育園，到通過口口相傳聚集了一批孩子、讓一批媽媽能夠盡快回歸職場，最后到被逼無奈轉(zhuǎn)型成為“合法”機構(gòu)，李惠和小珉、珊珊的經(jīng)歷可以被看作一段非典型的創(chuàng)業(yè)史，也可以被當成媽媽們自救與互助的故事，還可以被詮釋成理想與堅硬現(xiàn)實的激烈碰撞。無論如何解讀，背后驅(qū)使三位媽媽不斷前行的原動力是一致的，那就是對孩子的愛和對更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一個家庭托育園長群里，她們每天跟很多處境相似的園長們熱烈交流專業(yè)經(jīng)營、政策風向以及應對危機的辦法。以前總是聽說別人的悲慘故事，這回自己親歷了一遍，才發(fā)現(xiàn)步步“致命”。倘若接受工商詢問時有一位家長說托育園有經(jīng)營性質(zhì)，倘若沒能通過人脈在被查后迅速找到合法的新場地，倘若三人沒有一定的社會地位和資源……李惠坦言，如果換做其他的托育園，“可能已經(jīng)死了一百次了?！?/p>

新園的裝修還在忙碌地進行，李惠的床頭書中多了一本《幼兒園容易忽略的30個刑事法律風險》。灰褐色的封皮上畫了一個鮮黃色的卡通鐘，上面醒目地寫了四個字“警鐘長鳴”。

應被訪者要求，李惠、小珉、珊珊、楊慕均為化名。

本文轉(zhuǎn)載自微信公眾號“慢熱NoRush”（ID：norushmanre），作者雪竹、錢衍。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芥末堆立場，轉(zhuǎn)載請聯(lián)系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