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圖蟲創(chuàng)意

以農村留守經歷大學生為研究對象，基于其疫情期居家體驗與成長中親子關系回溯性文本，從社會互動視角探析親子共同在場如何改善童年期親子分離造成的親子疏離。研究發(fā)現，兒童期的親子分離并不必然導致親子疏離，發(fā)生的親子疏離也不一定具有成年期固化的穩(wěn)定特征。親子共同在場增加互動機會，產生的親子交往矯正性情緒體驗會引發(fā)親子關系認知重塑，進而增進親子親和。同時，兒童期的親子分離可能導致親子共享意義世界缺失，造成長期的親子疏離。共享意義世界缺失與過早且長期的親子分離、親子互動中情感支持不足、缺乏有效的親子溝通模式緊密相關。

留守經歷;大學生親子關系;親子親和;親子疏離

一、問題提出與文獻回顧

在中國工業(yè)化、城市化的進程中，大量農村青年父母為了生存不得不隱忍親子分離的苦痛進城務工。兒童期尤其是兒童早期的親子分離會破壞親子關系，進而影響兒童的人格發(fā)展與心理健康，且這種影響會持續(xù)一生[1]。持續(xù)的親子分離對親子關系的破壞并不能完全有效修復[2]。雖然現代時空分離不斷虛化，電話、視頻等方式的缺場溝通增加了親子聯系，但缺場互動替代不了在場的身體接觸或眼神交流所形塑的親子親密[3]。不過，近期有研究基于中國家庭結構提出留守兒童“親代在位”的概念，認為父母缺場下的良好親子關系可通過心理層面的親子聯系來實現，但“親代在位”受哪些條件的限制需進一步研究[4]。可見，親子時空分離是否以及如何導致親子疏離，還需要學界持續(xù)探討。

回顧學界關于親子關系的研究，主要有三種視角。一是從社會變遷視角分析教養(yǎng)方式與親子關系的變化。研究大多認為伴隨現代化的推進，親子關系由傳統(tǒng)的父母絕對權威與兒童服從轉向親子平等、兒童自主[5]。如果父母過度強調權威、控制與紀律，容易導致親子沖突[6]。我國的親子關系具有城鄉(xiāng)差異，相較于權威或民主型教養(yǎng)方式為主、親子親密度高的城市家庭，農村家庭以放任型或專制型教養(yǎng)方式為主，親子親密度較低[7]。

二是從社會互動視角分析親子關系的影響機制。從互動對象看，親子雙方資源占有和價值觀差異是親子沖突的原因[8]。從互動場域看，家庭系統(tǒng)邊界不清、功能失調、溝通不暢、夫妻沖突與婚姻質量不高也影響親子關系[9][10]。從互動過程看，親子雙方的共同關注焦點、共同理解、彼此意圖的意識以及共享情感狀態(tài)十分重要[11]。

三是從兒童發(fā)展視角分析親子關系對兒童成長的影響。精神分析理論認為父母對兒童不同階段的需求是否敏感、回應是否一致和連貫影響親子關系[12]。

依戀指不受時空限制地將某人與另一人聯系起來的一種持久的情感聯結[13]?？醋o者對幼兒的感受性，包括回應、友善、合作、協(xié)同互動等是構建安全型依戀的核心要素?？煽慷志玫目醋o者成為兒童的“安全基地”，促使兒童大膽地探索外部世界，構建關乎自我、他人與環(huán)境認知的“內部工作模式”[14]。這種依戀關系本身就是兒童獨立能力的必要中介[15]，它影響自我發(fā)展、情緒調節(jié)、親社會行為、社會交往能力及人格發(fā)展等，長期親子分離將引起壓力和混亂[16]。

綜上，學界普遍承認父母在親子關系中的主導地位，其教養(yǎng)方式、與子女的溝通方式、依戀關系的建立等直接決定了親子關系的質量。本研究探討的中心問題是，在流動性的現代社會，如果兒童期親子空間分離不可避免，那么缺席的父母能否彌補缺席的愛，進而建立親密的親子關系?本研究力圖通過對疫情期居家農村留守經歷大學生的調查來回答上述問題。

二、研究設計與分析思路

基于兒童期尤其是兒童早期親子依戀對兒童成長的重要影響，本研究將兒童期(12歲之前)父母雙方外出務工或一方外出務工一方無監(jiān)護能力、由祖輩或其他人照料達一年及以上的界定為留守經歷。同時，根據學界慣例，依據親子之間的情感聯結程度，將親子關系劃分為親子疏離與親子親和兩種類型。親子疏離指親子之間情感聯結松散，不親密、冷漠、回避、疏遠有距離。

親子親和指親子之間情感聯結緊密，以親子系統(tǒng)中的親密感或積極互動來表達[17]。本研究選取具有留守經歷且疫情期居家隔離與父母共同居住在一起的年滿18歲的農村大學生為研究對象，主要考察疫情居家隔離期間，留守經歷大學生與父母親子關系的情況，并依據大學生主體對成長中親子關系的反思，探析早期留守經歷是如何影響當下親子關系發(fā)展的，進而剖析在兒童期缺席的父母應如何彌補缺席的愛，以促成親子親和。

研究發(fā)現，人們對個人生活的記憶具有選擇性，往往記住那些產生重要影響的生活事件[18]。重要生活事件可以快速錨定對個人最具影響力的互動場景，且所包含行動的意義僅僅產生于人們能夠回憶起來且進行反思的時候，只有那些在反思中被觸及的感受才是有意義的[19]。為此，本研究采用生活事件敘述方式，讓被研究者回憶疫情居家隔離期間(下文簡稱“疫情期”，時間跨度為2020年1—4月)家庭生活中最痛苦的一件事、最憋屈的一件事、最開心的一件事和最大的收獲，收集其親子互動與親子關系的相關資料，要求務必真實具體，4000字以上。這種基于回憶與反思的文本本身包含了作者的行動意義，一定程度上減少了研究解釋偏差。

被研究者為Y大學兩個課堂內的學生，即一個理科生為主的全校公選課、一個文科類專業(yè)課，涉及大二、大三兩個年級?；厥盏?79份文本中有51份符合農村留守經歷要求，且至少對一件事情的描述涉及具體的親子互動與親子關系，其中男生14人、女生37人，大二34人、大三17人，文科33人、理科18人。根據研究倫理，對這51份文本匿名化處理，用1~51編號，F表示女生，M表示男生;T表示大二，S表示大三;W表示文科，L表示理科。如F-T-W-30表示編號為30的大二女文科生。

本研究由兩位研究人員獨立研讀文本并撰寫筆記，然后交換意見，討論決定類屬及類屬間的關聯。文本資料顯示，51個案例可劃分為三種類型，即“隔離前親子親和—隔離后親子親和”“隔離前親子疏離—隔離后親子親和”“隔離前親子疏離—隔離后親子疏離”。本研究將對這三種類型的個案進行深描，在此基礎上探析親子分離如何才能避免親子疏離。

三、農村留守經歷大學生疫情期居家親子關系形態(tài)

疫情期親子共同在場客觀上增加了親子交談、共同活動等焦點互動機會。看似平淡的親子互動實際上承載著意義，維持、補充或修正原有的共享意義，是一個持續(xù)的符號性表意、解意、重構意義的過程。三種類型的個案中，27個案例的親子關系是隔離前親和，隔離后仍維持親和;15個案例是隔離前親子疏離，隔離后親子親和;9個案例是隔離前親子疏離，隔離后仍延續(xù)親子疏離。

1.親子親和延續(xù)增長

首先，互動中體驗積極情緒，親子間更加親密。疫情期的親子互動塑造或維持了一個對“家”的共同情感體驗、感覺與觀念，即與父母在一起是人生最幸福的事情。留守經歷大學生描寫了諸多“家人閑坐，燈火可親”的場景。正如家庭治療大師薩提亞所言，家庭成員只要想當下發(fā)生點什么，就可以讓生活更美好?；邮钱斍半H遇鏈的一部分，如果上一次感覺不錯，人們會再來一次[20]。在這一波一波的親子互動中，他們與父母“心照不宣”、相互適應、和諧而歡樂。

沒有打蛋器，一家人交換著攪拌，也不知為什么，一家人就笑了。和父母在一起的感覺真的不一樣。(M-T-L-2)

一家人都參與到同一件事情的時候，既充實又快樂。我覺得和父母在一起簡簡單單的生活本身就是最幸福的事情。(F-T-L-14)

其次，互動中察覺父母身體變化，理解父母的艱辛。日常生活世界中的互動很多是隱而未談的，需要通過身體與姿態(tài)等非言語信息去理解。與父母共處日常生活世界促使他們將注意力指向父母的身體與姿態(tài)，最大化感知和審視，增加了移情與共情機會，促進了對父母的角色領會。如M-T-L-2父母的白發(fā)和M-T-L-9父親的瘦弱、半夜喝藥的聲音直接刺激他們的感官，促發(fā)情感喚起，感知到父母的艱辛，并從父母角度重新審視自己的成長歷程，將自我成長與父母的身體變化關聯起來，悟出正是家庭重擔染白了父母的頭發(fā)、壓垮了他們的身體，從而理解了親子分離與父母沉重的愛。

我都比爸爸高了，不經意間發(fā)現他黑發(fā)中涌現出許多銀絲。媽媽染過頭發(fā)，想必也應該增添了不少世間滄桑吧。(M-T-L-2)

父親為了我和姐姐的學費總是在外面做著最苦最累的活，身體早就有了各種病根，回家時瘦了一圈，我在半夜會時時聽到父親起床喝藥的聲音。(M-T-L-9)

最后，互動中塑造家庭共同體意識，強化責任擔當。責任擔當是在社會自我認知的基礎上銜接自我與他人、個人與社會的紐帶。疫情帶來的生存危機將留守經歷大學生與父母緊密地團結在一起，形成一個強有力的共同體，一家人相互理解與扶持，一起體驗痛苦與希望。情與恩的交融激發(fā)他們不斷自我反思，從社會自我角度形成自己與家庭“欠與報”的關系認知，強化了家庭責任意識，并用實際行動向父母展示了自己的擔當。如M-T-L-6領悟了父母用實際行動詮釋的“父慈子孝”并將它作為自己的參照系;F-T-W-29和F-T-W-26有強烈的報答父母動機，并有一系列承擔家庭責任的實際行為。

我讓父母戴好口罩，他們背上行李又再次出發(fā)。我知道他們并不是不想待在家里，誰不想在家安安穩(wěn)穩(wěn)地生活，可是在家沒有生活的出路，上有老下有小，在外頂著再大的壓力也要保證老人有錢看病，孩子有錢上學，總是把自己的需求放在最后，頂天立地......希望我以后也做這樣的人。(M-T-L-6)

家庭開支出現困難，我看父母格外心急，還好政府為他們提供了一些零散工。我就每天做好熱乎乎的飯菜等著父母回家，這是我最開心的事情了。(F-T-W-29)

疫情讓家里的經濟狀況雪上加霜，我也開始外出打工......希望自己可以憑借努力養(yǎng)活父母。(F-T-W-26)

2.親子疏離轉向親和

首先，互動中形塑“常規(guī)姿態(tài)”，親子由生疏變得融洽。親子之間的姿態(tài)、暗示、言辭等是在日常生活經驗中形塑的，是一種習慣性的索引性表達。長期親子分離使親子之間缺乏一些共享的索引性知識，互動中可能理解不了對方的符號性意義，從而感到生疏、尷尬與不適。但賦予親子團聚積極意義的留守經歷大學生具有主動性，他們有意識地從自己的社交圈跳出來，積極尋求親子活動交集。通過親子交談和各類活動，他們理解了父母的身體、姿態(tài)、暗示及索引性話語背后的意義，原有的共享意義得以補充并以此為基礎不斷調適自己的姿態(tài)，從而形塑了親子雙方都能理解的、相互適應的“常規(guī)姿態(tài)”。親子關系也由相聚初期的尷尬、生疏逐漸變得融洽。

我本來和我爸關系比較疏遠......我主動和父母溝通感情而不是一味地在自己的網絡或社交圈里，明顯感覺到家庭狀態(tài)從開始的生疏到融洽的變化。(F-T-W-33)

我跟著我爸學釣魚......我每隔十分鐘就受不了那份煎熬，左顧右盼了兩三次，我爸一直紋絲不動，我也就慢慢地沉下心來......這段時間的相處讓我們父子之間融洽了不少，不再像以前那樣尷尬。(M-T-L-1)

其次，互動中理解父母的無奈，消除親子隔閡。親子分離往往是在兒童不知情甚至懵懂無知的情境下發(fā)生的。他們缺乏對父母決策的理解，往往從本我或自我角度去看待，難免對父母有誤解和埋怨。如F-T-W-22一直怨恨父母將自己寄養(yǎng)在姑姑家，并將自己人格方面諸多缺點都歸因于此。疫情期與姑姑見面，父母的回溯性故事和當年父母的焦慮、矛盾、無奈等心理活動分享讓她了解到家庭的發(fā)展歷程和重要事件，意識到如同疫情期讓人活下去就是大愛一樣，父母當年將她寄養(yǎng)也是為了讓一家人更好地活下去。對親子分離與寄養(yǎng)選擇的意義共享消除了親子隔閡，親子關系慢慢得到改善。一直怨恨父母把我放在姑姑家......曾經的我是不懂的，難免會覺得寄人籬下......經過這段時間，我更能理解父母的難處和辛酸，和父母的關系在慢慢變好......成長中所有痛苦經歷都在提醒我活著的艱難，也賦予我再愛一次的機會。(F-T-W-22)

最后，互動中穩(wěn)固“安全基地”，親子依戀得以強化。親子分離可能使留守兒童與父母之間的安全型依戀關系并未完全建立。疫情期數月的親子互動為增進親子依戀提供了機會。如已經20歲的F-T-L-8依然像個小孩一樣在父母面前撒嬌、賣萌。

疫情讓我多了與父母相處的時間，加深了對彼此的了解......我在他們面前撒嬌、賣萌......那晚的月亮很亮，足以照明前方。在皎潔的月光下、綻放的櫻花樹邊，我和姐姐騎著自行車在前面，老爸走在后面看著我倆嬉鬧。我倆只要看不見老爸就沖著后面的馬路喊一聲“老爸”，后面總有一句響亮的聲音在那回答，“你倆先走，我在后面慢慢來”，頓時心里特別踏實。這一刻是疫情期最開心的時刻。(F-T-L-8)

她用月光與櫻花的環(huán)境描寫隱喻自己與父親在一起的美好體驗，將其定義為最開心的時刻并不是因為環(huán)境美，而是黑暗中永遠有父親那響亮的聲音隨時回應自己。盡管父親已經脫離其視線范圍，但在自己需要的時刻，父親總是在那里，讓她感到特別踏實。如同“那晚的月亮很亮，足以照明前方”所隱喻的，父親成為自己強大的“安全基地”，確保自己在黑暗中勇于前行。

3.親子疏離難以調和

親子雙方只有彼此自覺地意識到對方存在并賦予疫情期親子共同在場以相同意義時互動才會發(fā)生。由于從小親子分離且持續(xù)時間較長，這部分農村留守經歷大學生賦予回家的意義與其父母不同。在生命歷程中，與他們風雨兼程、共享歡樂的是扮演照顧者角色的爺爺奶奶或其他對象，在日常生活世界所積累的集規(guī)則、意義、信息等為一體的“手頭庫存知識”構建了一種習慣了沒有父母的“最高現實”。這直接限制了他們對疫情期父母長期在家這一新現實的理解與應對，親子關系如F-T-L-18所言，“因為疫情在家待了好久，我和父母的感情更加單薄了”。

首先，非父母依戀對象固化且不可替代。這部分留守經歷大學生與從小照顧自己的爺爺奶奶甚至是陪伴自己長大的、被“人格化”了的動物之間建立了依戀關系。疫情期的父母在場也無法改變這種固化了的依戀對象。

最大的收獲就是跟爺爺奶奶有了更多相處時間。爺爺奶奶在我心里有著最重要的地位，是的，最重要，比我自己還重要。如果不是掛念他們，我在初中不會放棄自我了結的念頭。(F-S-W-40)

在我這里，“得兒”(狗)已是我家中的一員了。從小學開始，我就是別人口中的留守兒童，和奶奶相依為命。狗成了我最好的玩伴，記憶中2/3的時間都有狗的陪伴。這次疫情，好不容易有了更多的時間陪它......我對狗的感情，很多人是無法感受到的，也是無法理解的。很多東西它本來沒有意義，只是人賦予了它意義。(F-S-W-45)

對于F-S-W-40而言，爺爺奶奶是自己活下去的唯一理由，陪伴他們成為其回家的唯一目標。F-S-W-45的經歷值得深思。相較于缺場的父母，作為非人類動物的狗成為陪伴她的“家庭成員”，分享她的歡樂，傾聽她的煩惱，承載她的寄托。在她的生命歷程中，狗不僅僅是工具性的，更被“人格化”了。在她的意義世界，自己與“人格化”的狗實現了心與心的溝通，建立了獨特的依戀關系。

那么，失去非父母的依戀對象之后，父母能否替代進而成為其新的依戀對象?F-S-W-44和M-T-L-4的成長歷程說明答案是否定的。他們基于“這個世界只有爺爺奶奶愛我”的有限認知，失去爺爺奶奶意味著永遠失去了隨時可以退回并獲得保護的“安全基地”。當他們發(fā)出“將心藏起來”“哀莫大于心死”的感慨時，潛意識和意識層面均沒有父母的概念，父母無法進入其內心世界。因為親子分離過程中長期被父母忽視、拒絕、缺乏關注，往往建構心理防衛(wèi)機制[21]。

一直以來我的性格就是:除了我的奶奶，我似乎學不會跟其他人相處，話少、拘謹是我的常態(tài)，甚至有時候就幻想著我的世界里只有我和奶奶就好了，那現在既然實現不了，我也不愿意換一個人代替，因為沒有人可以和我建立跟奶奶一樣的感情，我知道這樣很自私，但我忍不住要想。(F-S-W-44)

2012年我爺爺逝世......以為這8年過去，我應該能收拾好情緒。可惜，我還是像8年前一樣，不知所措......2020年，命運又奪走了我的奶奶......奶奶的遺物都在我的強烈堅持下被我搬到我的房間......哀莫大于心死，我沒有了庇護傘。及冠之年，是命運在逼著我長大，從此要獨自一人面對。(M-T-L-4)

失去非父母的依戀對象之后，家庭的意義和功能發(fā)生了重要變化。如果家中沒了依戀對象，即使物理意義上的家還存在，但心中的家早已消亡，回家也失去了意義。

失去奶奶之后，這個家也只是浮于表面，也就越覺得“孤獨”。(F-S-W-44)

總有人問我為啥放假了不及時回家，自己總是以離家近等理由去搪塞。其實心中已經沒有家了，因為那個地方已經沒有我值得去的人。(M-S-W-46)

其次，物理空間回避父母。父母不在家成為常態(tài)的過程中，家成了自己和爺爺奶奶等的居住空間。這幅關于家的圖畫里，父母只是春節(jié)期間的訪客。一旦父母在這個空間停留太久，就會打破看似平衡的家庭生態(tài)。他們感到極度不適應，物理空間時刻回避父母。

我和父母就好像隔著整個銀河系。我覺得和他們待在一起十分尷尬，所以，一旦父母出現的地方，我就會默默地走開。(F-S-W-37)

因為不常和父母在一起，我沒有適應這個氛圍，就想一直待在自己的房間不出去。(F-S-W-39)

我像一個人格分裂的人，在學校是開心的，在家就是一個不愿說話、不愿出門、不愿和父母相處的孤獨患者......這次在家待得都快崩潰了......我瘋狂地想離開這里。(F-T-L-18)

因為疫情，父親滯留在家......我真想快點逃脫這個家。(F-S-W-44)

正如F-S-W-44將父親的存在理解為“因疫情滯留在家”一樣，父母不在家才是正常的。他們對父母沒有回家團聚的意義想象，沒有“渴望—滿足”后的心理效應。當不常見的父母進入家這個后臺，他們感到十分尷尬，很難適應，于是只要父母出現的地方就會走開，甚至整天待在自己的房間避免與父母碰面。作為成年人的留守經歷大學生，對親子關系應有一定理性思考，但情感本身就是非理性的，意識層面的理性思考戰(zhàn)勝不了潛意識里對父母的陌生、回避與排斥。它已經成為一種習慣甚至本能反應。如F-S-W-37寫道:“在自己成為一個有思考能力的人、內在三觀逐漸穩(wěn)定的時候，發(fā)現無法真正在內心接受他們，即使他們沒有真正意義上傷害過我，但我已經習慣本能地抗拒?！?/p>

最后，父母主動彌補未引起共鳴。疫情期個別留守經歷大學生的父母努力進入其日常生活世界嘗試與他們互動，但這種單向的彌補并沒有給子女帶來積極的親子交往體驗，甚至引起負性情緒，加劇子女的親子關系認知失調，對親子疏離由情感體驗轉為認知定型。

我母親總一聲不吭地把我衣服拿去洗，認為洗衣機洗不干凈，必須手洗。我不愿意吃早餐，她就每天換著花樣給我做早餐。想跟我說話，就找我感興趣的話題......其實我都能感受到，她想彌補這么多年不在身邊的愧疚。但我并不需要她的彌補和討好，我需要的是一個家庭的氛圍和父母的愛。(F-S-W-39)

F-S-W-39之所以不需要母親的彌補和討好，從表面看，是她習慣了缺席的父母這種客觀現實，一時難以適應;從深層次看，是因為她認為母親這種突然間的關愛是暫時性的，而她所渴求的是持續(xù)穩(wěn)定的“家庭的氛圍和父母的愛”。因此當其認為不可能獲得持續(xù)穩(wěn)定的父母之愛時，就轉而選擇排斥一切暫時性的關愛。

四、缺席的父母如何彌補缺席的愛

1.愛是如何缺席的:親子疏離的發(fā)生機制

從第三部分的分析可以發(fā)現，親子分離并不必然導致親子疏離，發(fā)生的親子疏離也不一定具有成年期固化的穩(wěn)定特征。親子共同在場增加互動機會，產生的親子交往矯正性情緒體驗會引發(fā)親子關系認知重塑，進而增進親子親和。但不可否認的是，親子分離也確實導致少部分親子關系走向了長期疏離。因此值得進一步探究的是何種因素導致了親子疏離。綜合個案文本資料發(fā)現，問題的關鍵在于親子之間是否構建了共享意義世界。意義世界是生命個體在認識世界、改變世界的過程中形成的對世界圖景、價值意識和精神境界的整體感受和理解[22]。

親子之間建立共享意義世界，是指雙方能夠在意識層面進入彼此的精神世界，理解對方的意念、價值、行為等，并以此形成親子角色、親子關系的共識性認識。這種共享意義世界的核心是形成“父慈子孝”的共識，其一旦建立便形成一股強大的凝聚力量，不僅形塑親子雙方的情感、態(tài)度與行為，也能跨時空存在，緩沖親子分離的消極影響。那些親子疏離難以調和的個案，其根源就在于親子雙方未能建立“父慈子孝”的共享意義，陷入了“共享意義缺失怪圈”，即“親子互動缺乏—共享意義缺失—親子疏離”的惡性循環(huán)。至于為什么沒能建立共享意義世界，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因素:

首先，過早且長期的親子分離。胡塞爾認為，人類關于外部世界之“他在”的所有觀念都是通過感覺為媒介的，并只能通過心智意識來了解它[23]。尤其對于幼年階段的兒童而言，其與周遭世界建立意義連接的方式是感知覺的[24]。他們與父母的情感建立、與父母愛他們的客觀現實之間都需要經由個人的感覺體驗來加以確立，也即要建立在具體的生活經驗之上而非抽象的說教之上。他們對于“什么是愛，什么是父母之愛，怎樣確認父母是愛自己的”等問題的認識，只能在經驗中去體會，憑借真實的感覺來獲得。在本研究親子疏離難以調和的9個個案中，有7個都是在嬰幼兒時期就與父母分離，且時間跨度長，一直到上大學都很少與父母在一起生活。兒童年齡越小，意味著心智越不成熟，這個時候經歷與父母長時間的分離，其對父母的感知就越模糊，難以塑造“具象父母”的形象。“陪伴是最長情的告白”(F-T-L-18)，正是過早且長時間的親子分離，使得他們難以與父母形成那種親密無間的情感。

即使寒暑假父母回家，三個人待在一起的時間也一般不超過一星期。就是因為這樣的家庭成長環(huán)境，我從小就和他們不親近。(F-S-W-37)

算起來，疫情期間應該是我記事以來跟父母待在一起時間最長的時候。(F-S-W-39)

小時候的記憶，完全沒有父母，甚至于說初中以前對父母的印象都是模糊的。(F-S-W-40)

其次，親子互動中情感支持不足。在意義世界的生成過程中，兒童通過與周遭人的互動獲得情感與精神基礎，并進而為意義獲得奠定基石[25]。這其中兒童與父母的情感互動尤為重要。但從親子疏離的個案文本看，他們普遍缺乏與父母的情感交流。農村留守兒童的父母文化程度不高，大多迫于生計常年在外務工，在他們的意識中生存是最重要的，他們關心最多的是孩子身體和學習情況，對孩子心理和情感的關注往往很少。

從小父母就沒在身邊，跟他們從未談過心......在我的思維中，他們對我的教育自然只停留在經濟供養(yǎng)方面。所以，從小到大，親子關系就不好，我對他們有種執(zhí)著的叛逆，也一直延續(xù)到了現在。(F-S-W-44)

父母對于孩子的影響就是潛移默化的，而農村人似乎從來沒有這個意識，似乎也沒有想著去改變。(F-S-W-40)

我對爺爺奶奶的感情比對爸媽的感情深，因為他們(父母)沒有陪伴，陪伴我們的只有錢和爺爺奶奶。所以當他們總是糾結于我們怎么不跟他們親熱的時候，他們沒有想過，他們對于我們來說的意義到底是什么。是親人，但是不太熟悉。血濃于水，但是情不深。(F-T-L-50)

上述三個案例典型地反映出在親子分離的過程中，父母精神層面的關愛一直處于缺席的狀態(tài)。他們主觀地認為，讓子女衣食無憂就是最大的愛，而子女也未能從“父慈子孝”的角度理性地解讀父母這種重物質輕情感的關愛模式，他們與父母的情感也就越發(fā)疏遠。相反，在那些親子親和的案例中，父母大多對子女有著持續(xù)的情感支持，子女亦能體會到父母濃濃的愛意，這使得親子之間心理上一直緊密相連。同時，在“父慈子孝”的共享意義下，子女還能合理地解讀父母缺乏情感支持的行為。

雖然我的家庭情況并不是很好，但我一直都被保護得很好，我的父母會盡他們最大的努力給我最好的。(M-T-W-23)

我的父母一直都格外地信任我，無論我做什么他們都會理解我，他們很愛我。(F-T-W-16)

我期待父母的關愛，他們卻覺得給我們好的物質生活就是對我們好了。每回打電話關心的也只是學習成績有沒有下降等等。但是也可能是因為他們的知識水平不高，所以我也能理解，覺得好好學習也就是報答他們了。(F-S-L-12)

最后，缺乏有效的親子溝通模式。Olson等將親子溝通模式劃分為“開放式溝通”和“問題式溝通”兩種模式。開放式溝通是指親子之間的溝通是開放式的，相互之間能夠自由地交流信息，表達情感，對親子溝通比較滿意;而問題式溝通是指親子之間在溝通時很受拘束，表達自己的看法時很謹慎，會避免談論某些話題等[26]。從文本資料看，親子疏離的個案幾乎未能與父母建立開放式的溝通模式。他們與父母保持距離感，不敢也不愿表達個人的內心訴求。而長期的親子分離，使父母也忽略了親子溝通方式方法的重要性，他們單方面地從自身視角去理解子女的意義世界，很少從子女的角度去關心其需求，以父母的權威壓制其話語表達，個別的還存在對子女的家庭暴力行為。長此以往，作為子女的一方就會回避與父母的深層次互動，學會“把自己隱藏”(F-S-W-44)，甚至與父母保持一種冷戰(zhàn)敵對的狀態(tài)。

他(父親)本身就是一個不善于表達情感的人，也似乎是在乎自己感受勝于別人的人，讀書少不愛學習也就不太會理性思考。(F-S-W-37)

我跟我母親的性格都非常急躁，總是會因為不同的意見發(fā)生矛盾，而我又很倔強，一般不能輕易改變我的想法，所以總會有摩擦。(F-S-W-39)

我希望，他們可以換一種方式來告訴我們，他們其實一直都在我們的身邊保護著我們，而不是整天地抱怨為什么我們和他們不說話，可以書信，也可以微信。(F-T-L-50)

過了幾天，我主動去和好，叫父親吃飯，他不應，當然，這也是他一貫的做事風格。(F-S-W-44)他們(父母)可以心情不好就找我當出氣筒，就可以隨意罵我，甚至動手，可以隨意污蔑我，亂加罪名在我身上，可以隨意偷偷翻我東西，稱你有什么隱私權。溝通的時候永遠不會去想你說的有沒有道理，在我這里只有一個道理那即是我沒有道理也是有道理，錯的也是對的。(F-T-L-18)

2.愛應如何彌補:走向親子親和的路徑

在流動性的現代社會，家庭的空間流動與分離已然成為生活常態(tài)。在此背景下，如何盡量給兒童一個良好的成長環(huán)境，減少親子疏離的不良后果，理應成為社會治理必須回應的話題。從治理的目標看，就是要促成親子之間建立“父慈子孝”的共享意義世界。從治理的方法看，有必要從生態(tài)系統(tǒng)的理論視角，倡導政府、社區(qū)、家庭等多主體的協(xié)同治理。當前在鄉(xiāng)村振興大背景下，國家出臺了《關于加快推進鄉(xiāng)村人才振興的意見》，提出要“加強農村社會工作人才隊伍建設”，其中明確指出要“加強鄉(xiāng)村兒童關愛服務人才隊伍建設”。因此，各地政府有必要大力引入社會工作專業(yè)力量介入留守兒童關愛服務，而在鄉(xiāng)村社工站未能建立的情況下，則有必要發(fā)揮現有體系中村社兒童主任的作用。具體而言，應做好以下兩方面工作。

首先，盡可能減少兒童早期的親子分離。雖然在互聯網時代，缺場的互動成為可能，但過早且長期的親子分離仍然具有不良影響。尤其在兒童早期，親子在場的語言交流、肢體接觸等對親子親密關系形成具有難以替代的作用。只有在場的互動，雙方才可能將自己全面地展現給對方，感受彼此的態(tài)度、情感與行為，也才能建立更深刻更緊密的情感聯系。因此，政府、社會以及家庭應該盡可能地創(chuàng)造親子團聚的條件。如政府應從兒童入學、住房保障等方面為進城隨遷子女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務。社工或兒童主任則應引導父母意識到過早親子分離的危害，如果有需要還可以幫助其鏈接資源，實現本地就業(yè)。

其次，增加對親子分離家庭的專業(yè)服務。農村家庭的父母文化程度相對不高，欠缺親子教育知識。為此社區(qū)兒童主任、社會工作者等應主動介入，提升父母的子女教育能力。一是引導父母加強對子女的情感支持。讓父母認識到對子女的關愛，不能停留在物質層面和學習層面，更要關注孩子的心理和情感需求。同時，還要讓父母意識到關愛的持續(xù)性，尤其是親子分離時應保持與子女固定的聯系，察覺子女的情緒變化，積極回應子女的心理與精神需求，及時解決子女的困惑。二是協(xié)助建立開放式的親子溝通方式。引導父母反思和識別親子溝通中自身存在的問題，學習開放式親子溝通方法與技巧;同時對子女進行干預，幫助其合理化親子分離，更好地理解父母。

[基金項目: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精準扶貧背景下農村居民心理健康促進策略研究”(項目編號:17BSH094)、華中農業(yè)大學自主科技創(chuàng)新基金項目“城鄉(xiāng)融合進程中農民工家庭化遷移行動研究”(項目編號:2662020WFPY005)的成果]

杜云素:華中農業(yè)大學文法學院博士研究生，長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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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中國青年研究“（ID：china-youth-study），作者杜云素。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芥末堆立場，轉載請聯系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