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減”政策公布之初,曾引起諸多討論:補習少了,孩子的學習質量怎么保證?僅憑學校教育,孩子如何進入名校?在浙江外國語學院教育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21世紀教育研究院常務學術委員蔣莉看來,只要家長與老師們仍抱著“為孩子預設道路”的想法來育兒,那焦慮就難以避免。唯有轉變這一觀念,學會尊重與關愛孩子,才能解開焦慮的思想枷鎖,真正做到讓孩子自由地成長。
隨著“雙減”政策的推進,各地都陸續(xù)公布了自己的部署計劃,包括對義務教育階段的學生作業(yè)、課后服務都提出了明確的要求,還要規(guī)范線上線下學科類培訓機構,減輕家庭教育支出和家長相應精力負擔有效減輕。
而對于家長來說,“雙減”意味著以后可選的課外補習少了,而學校教育能否保證孩子學好考好,是最讓人擔心的。
在浙江外國語學院教育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21世紀教育研究院常務學術委員蔣莉看來,這種焦慮大多數(shù)是來自“為孩子預設道路”的想法。而“雙減”政策的推進,也正是大家轉變教育思想的時候。
蔣莉
蔣莉的教育從業(yè)經(jīng)歷頗為傳奇:
29歲出任勝利小學校長,一手創(chuàng)辦崇文實驗學校,兩者都是杭州名校;
還當過杭州上城區(qū)教育局局長、杭州市教育局副局長;
辭去教育局的職務后,她發(fā)起農村小規(guī)模學校改造,并且牽頭改造了最美鄉(xiāng)村小學富文鄉(xiāng)中心小學。
當時,有人提出“百人以下的鄉(xiāng)村學校原則上都應該撤并”,但蔣莉認為,如果撤并后農村孩子要走更遠的路去上學,那只會增加他們的教育成本。
為了讓孩子們在家門口就能獲得優(yōu)質的教育,她著手進行農村小規(guī)模學校改造。
在富文鄉(xiāng)中心小學,她和姜蔚穎校長一起,改建校舍,添置教具,又給老師們辦教學講座,還和崇文實驗學校結對。最終,這里成為了22個老師和135個孩子共同的家園。
富文鄉(xiāng)中心小學
在多年的教育實踐中,蔣莉深感為孩子著想,從孩子出發(fā)的教育理念有多重要,也正是因此,她從兒童哲學中找到了當下一系列教育迷思的答案。
兒童哲學看似高深,其實其最根本的立足點便是兒童本身的需求——鼓勵他們思考,喚醒他們的潛能,而不是直接灌輸。
而對于學校和家長來說,兒童哲學更多地也帶來了一種教育觀念上的思考和升華——當我們?yōu)楹⒆討n慮成績和未來的時候,我們是不是忽略了他們自由成長的需求?是不是忽略了他們最需要的充滿關愛的生活環(huán)境?
打破焦慮,從不為孩子預設目標做起
其實,對于分數(shù)的焦慮在“雙減”政策前就一直存在:老師對學生的成績、升學非常重視;刷題、提分更是許多家長給孩子報補習班的期望。
而“雙減”政策之所以會讓很多人感到更加焦慮,最主要的還是兩點:
其一,是許多老師和家長對孩子的人生規(guī)劃只有升學這一條路徑。
古人說:“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在許多人心中,幸福生活往往也和名校畢業(yè)、高薪工作等關鍵詞聯(lián)系在一起,而要進入名校,就必須在高考,甚至中考中靠高分勝出。
當學校教育存在客觀差距,以及補習風氣盛行的情況下,通過課外補習來提高孩子的分數(shù)上一個好學校,是自然的選擇。
其二,是對教育的認識比較單一。
對名校的渴望,影響的不僅是孩子,還有家長、老師、學校。這就導致人們對教育的評價往往都會落在名校錄取率、分數(shù)、排名,這些代表“優(yōu)秀”的指標上,反而忽略了孩子其他方面的能力。
這也就解釋了,為什么“雙減”政策對無止盡的補習班喊停后,一大波“分數(shù)焦慮”又集中爆發(fā)了一次,爭論的焦點還是圍繞著成績:學校教得不好,教得不夠怎么辦?孩子課后需要額外的輔導,能找誰?
在蔣莉看來,其實這些憂慮都源于無處不在的比較,建立在“比較”與“排名”之上的評價體系,讓每個人都在不停地追逐分數(shù)和名次。
“我們評價一個人成功不成功,一直都是靠和別人的比較得出結論的。所以,我們忽略了個體,忽略了在這個過程中他的體驗、他的感受、他的思想。”
只要有排名,有人領先,就會有人落后,而我們給予落后者的只有否定。看不到孩子自身的成長,只從比較中去評判他們的學習,這完全背離了教育的初衷。
在今年舉辦的“2021中國兒童哲學教育夏季論壇”上,蔣莉還從兒童哲學的角度分析了這個問題。
她借用牛津大學心理學博士、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心理學系教授艾莉森·高普尼克在著作《園丁與木匠》中的比喻,也許很多人在養(yǎng)育孩子時是想要做園丁的,但實際卻成為了木匠。
園丁看幼苗,心中期待他們成長成自己的模樣;而木匠看幼苗,看的是他們能成什么樣的材,一旦偏離了預定的計劃,木匠就會覺得難受。
而家長和老師對孩子“考學?!迸c“找好工作”的期盼,又何嘗不是在幫他們預設目標?當孩子沒獲得理想的分數(shù),沒考上理想的學校,家長的焦慮與擔心不正是木匠的心理嗎?
就像書中寫的那樣,“園藝是危險的,甚至經(jīng)常令人心碎。每個園丁都體驗過最有希望長好的幼苗意外枯萎的痛苦。唯一不存在這種風險、沒有經(jīng)歷過這種痛苦的花園,是由塑料花和尼龍草皮制成的?!?/p>
解鈴還須系鈴人,要化解這種焦慮,最好的辦法就是成為一個園丁,不要給孩子設定各種目標。
蔣莉勸解道:“不要老覺得一節(jié)課少做了10分鐘的作業(yè),就浪費時間了。應該把大量的時間拿來進行對話,讓孩子進行探究,這也是在滋養(yǎng)他的人格體系?!?/strong>
孩子們的思考值得被聽見
這次的“雙減”政策,雖然在課外補習上做了“減法”,但是學校教育方面卻要做“加法”。比如要更科學合理地布置作業(yè)的量與類型,還有要開展多樣化的課后服務,滿足孩子們的不同需求。
在蔣莉看來,教育本就是學校教育、家庭教育、社會教育三個維度共同運作的整體。
學校教育是學科教育的重要陣地,而家庭教育則偏重孩子心靈的成長。但當下,家庭教育過多干涉到孩子的學科學習中去,也是教育內卷滋養(yǎng)出的怪相之一了。
“雙減”政策也給了學校一個信息,打鐵還需自身硬,提高學校的教學質量,減少孩子需要課外補習的要求是學校教育的理想狀態(tài)。
雖然,提高教學質量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學校教學質量的評判也存在著客觀差異,但是提高教學質量并非不可能。
蔣莉牽頭改造的富文鄉(xiāng)中心小學就是這樣的例子。
在許多人看來,鄉(xiāng)村小學地處偏遠,師資不強,教學資源也不如城市,教育改革是難上加難。
蔣莉卻說:“我們對教育還有很多誤解,總是認為考試成績好的,培養(yǎng)出來的學生能考高分,這樣的教育才是先進的。當教育停留在掐尖的時候,大家眼中總會看到各種各樣的不公平。”
富文鄉(xiāng)中心小學
蔣莉認為,最好的教育就是為孩子提供適合的教育。
為此,富文鄉(xiāng)中心小學改造了校舍,三面墻裝上可以寫字的白板,孩子們想討論什么,就能寫上去。學校還對接了許多校外資源,為了給孩子們提供更多英文交流機會,學校讓孩子與外教線上連線,原本不敢說的孩子,也慢慢變得敢想、敢說、敢表達了。
最重要的,還是提高老師自身的素質。
富文鄉(xiāng)中心小學一方面給老師們提供了許多和教育專家、同行們交流的機會,學習先進的教育理念;另一方面,也給了老師很多教學上的主動權,可以根據(jù)孩子的情況靈活地教授內容。
蔣莉堅信,最好的資源就是孩子能夠接觸到的資源。“名師當然是公認的好老師,但那些好老師沒辦法到我們的孩子身邊來,我們孩子的好老師就是學校的老師?!?/p>
在課堂交流方面,蔣莉還強調老師應該尊重孩子的智慧天賦,鼓勵他們多思考,通過自己的思考來理解新知識,而不是直接灌輸。
這也正是兒童哲學的本義——孩子雖然缺乏生活經(jīng)驗,但并不缺少探尋和思考的能力,教育做的就是喚醒和召喚。
富文鄉(xiāng)中心小學
在這次的中國兒童哲學教育夏季論壇上,浙江大學幼兒園實驗園的何平老師就帶來了公開課,和幼兒園的小朋友一起看繪本《我的鄰居是壞蛋》。
在閱讀的過程中,何平老師不斷追問孩子們“你們覺得壞人都是什么樣的?”“穿黑衣服的就一定是壞人嗎?”“你們覺得鄰居是壞人嗎?”
尚在幼兒園年紀的孩子們,一開始的回答或許都很稚嫩,但是在一問一答中,他們在不斷地思考。
在回憶自己的日常生活后,結合繪本的情節(jié),孩子們漸漸得出了結論:“好人也會穿黑衣服”“晚上出門的也不一定都是壞人”“鄰居是做好事被誤會了”。
在這個過程中,孩子們的學習來自于自主的思考,而非被直接灌輸世界觀,這或許能夠讓他們此后也能養(yǎng)成思考的習慣。
蔣莉說:“我們的課程教學其實是由成年人,由專家們設定好的。圍繞一定的目標,因而有了教材,有了課程,有學科和非學科的區(qū)別,有了課程表。
但是,誰能非??隙ǖ卣f,孩子一定是到一年級才學習識字,到二年級學習寫一句話,到三、五年級的時候才能寫一篇作文?”
經(jīng)過多年教育工作的積累,蔣莉眼中的孩子,是自由生長的,更是各具特色的。這種個人特色往往就源于孩子們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以及他們對事物尚不成熟的思考。
如果老師們只顧著教會孩子知識,直接告訴他們應該如何做,卻很少去問問孩子們自己的想法,那這樣的教育就不是站在兒童立場的。
去傾聽孩子的聲音,鼓勵他們思考,這是教育者向理想教育接近的必然要求。
當然,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教育的改變也不是靠一份文件,一次培訓,一次分享就能改變的。這其中需要每一位教育者長久的修煉,通過老師影響老師,通過老師再去感染家長。
孩子在家中更應該自由地生活
在“雙減”之后,許多家長的另一個疑惑在于自身在教育中的定位。
蔣莉仍然從兒童哲學中給出了答案,家長首先要改變的就是功利的觀念。不少人都有這樣一條邏輯:如果孩子將來想有個好工作,就要上好大學,反推回去,就要上優(yōu)秀中學、優(yōu)秀小學。
但事實果真如此嗎?
蔣莉指出,好大學并不能保證孩子就有好工作,其次,孩子的生活幸福與否也不是靠工作來衡量的。
衡量一個人成功和幸福的標準有很多。如果家長期盼的是孩子能在學術上一鳴驚人,恐怕也不是補習班能夠做到的。就算是天才輩出的那些少年班,最后能獲得巨大學術成就的人也不多。何況,許多家長對孩子今后的期望,或許并不在學術成就上。
“這是值得每個家長去思考的問題,”蔣莉說,“什么叫幸福?幸福和快樂的形式有很多種,有的人寧愿坐在寶馬里哭,也不愿意坐在自行車后面笑,但有的人覺得騎自行車出去玩也可以很快樂。”
最簡單的,家長可以先從改變自己的金錢觀說起,不要做勢利的人。
蔣莉舉了個很接地氣的例子:
有些父母很勢利,對家族里的窮親戚愛答不理,對富親戚奉承巴結,有時還要送禮。
其實孩子是很懂這背后的兩種態(tài)度的,他們也會害怕成為那個被人看不起的“窮親戚”,這反而可能會滋生出自卑的心態(tài)。
比如他們剛進入社會,總會覺得自己沒錢,無論是社交,還是戀愛,都會覺得自己不夠資格,反而因此處處碰壁。
“與其讓孩子感受到不如別人有錢的痛苦,不如身體力行地告訴他們,利用已有的財富,也能過得開心?!?/p>
而分數(shù)、學習,其實和金錢也有類似之處。當金錢不能衡量一個人是否幸福的時候,難道分數(shù)就可以嗎?
為孩子提供一個自由、充滿愛的家庭環(huán)境,不要事事都和成績聯(lián)系到一起,就是家長能夠做的第二件事。
蔣莉很不贊成家長一味地將孩子送去補習,她的女兒就從來沒有上過一個完整的補習班。
雖然蔣莉曾經(jīng)做過八年的小學數(shù)學教研員,但她女兒在讀小學四年級時,數(shù)學并不太好。即便家人都想著讓她輔導女兒數(shù)學,但蔣莉還是只留給女兒一位在學校內任職的數(shù)學老師的電話,讓女兒有問題就請教老師。
哪怕是到了初中和高中,蔣莉給女兒的建議也是多和老師聊聊天,找找思路,而不是去補習班。
“高考不會因為你家一個孩子就取消,家長與其操心考試,不如多想想,自己是希望孩子成為一個怎樣的人。”
此外,蔣莉相信,養(yǎng)育孩子離不開父母的陪伴,在現(xiàn)在這個快節(jié)奏的社會中更是如此,無論如何都需要抽出時間和孩子相處。
在養(yǎng)育女兒時,不論工作多忙,蔣莉夫婦在雙休日都會帶孩子出門玩,哪怕只是去公園走走。家中還常備野餐巾,有時也會約上三兩戶同學家庭,一起出門野餐。
也因為這個習慣,蔣莉的女兒從小就喜歡上了生物。如今也順利入讀美國排名前三的醫(yī)學院就讀,繼續(xù)自己熱愛的事業(yè)。
蔣莉
現(xiàn)在,蔣莉又開始幫著養(yǎng)育外孫,和很多家長不一樣的是,她完全不在意外孫的雙語學習,也從沒想過要外孫從小就會說英文和中文,在家里大家都只和小外孫說中文。
蔣莉的想法也得到了醫(yī)生的支持,孩子在長大后自然會在生活環(huán)境中提高語言能力。
減負的話題已經(jīng)被提了很多年,但有時,比起給孩子們減負,或許家長和老師們的教育理念更需要“減負”。如果不能掙脫“好分數(shù)=好學校=好生活”的邏輯枷鎖,那減負帶來的或許更多還是焦慮。
而如果用兒童哲學的方式去思考教育,從孩子自身的成長需求出發(fā),那么教育便會成為一次充滿驚喜的旅行,因為孩子會成長為他們最自然和幸福的模樣。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外灘教育“(ID:TBEducation),作者Luna,編輯Travis。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芥末堆立場,轉載請聯(lián)系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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