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圖蟲創(chuàng)意

殺死培訓機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感覺到，隨著國家針對中小學校內校外“雙減”政策的推行，現在線上和線下的培訓機構基本都是哀鴻遍野。

山雨欲來風滿樓，作為一個在教育行業(yè)工作了近10年的從業(yè)者，我深刻的感受到了來自決策領域“求變”的決心。

必須承認的是，想讓大部分人受益，可能就得犧牲掉一部分選項。讓大家干脆沒培訓班可選，自然而然就回到了一條起跑線了。一切的一切都還得說回到那句老話：

公平，還是公平。

如果在美國，這都不是事，你沒錢上課外班你怪誰？甚至美國沒有中國意義上的“義務教育”，你愿意去公立學校，國家會培養(yǎng)你，如果你不想去，也沒人管，所以美國有兩個特征，最窮的人可能根本沒咋上學，最富的那些人也可能根本不去學校，比如那個馬斯克，在家搞了個私立，找了一堆老師教自己的娃。

如果本著“順其自然”的態(tài)度，那么這個世界的自發(fā)趨勢便是：優(yōu)質資源和財富會自發(fā)不斷向頂層集中。追求公平的本質就是對抗這種趨勢，過程會非常痛苦而且充滿波折，我國恰好對公平這一目標非常在意。

從現在的情況來看，政府后續(xù)可能會立法禁止周末和假期補課，甚至延長學生待在學校的時間，讓大家想補都沒得補，強行把大家往一個賽道上摁。家長慢慢形成不補課的共識后，家庭教育經費開支才能緩慢降下來，說不定能不那么卷。

我毫不懷疑公平的重要性。不過在今天這篇文章里，我想重點談一個事情，就是隨著政策層面對培訓行業(yè)的不斷施壓，最終，我們對公平的良好愿景能否實現呢？

美國：“No Child Left Behind”淪為笑柄

如果您關注過美國的教育改革，就會發(fā)現在大洋彼岸，對教育公平的嘗試已經有過好幾輪了。

其實對于90%的普通家庭，大部分父母的態(tài)度是：“上小學之后，我就不太管孩子啦，我交了這么多的稅給區(qū)里，教好孩子是學校的事情！放學回家之后有時間，不如讓他們去踢踢球，多玩玩兒?！?/p>

而對10%的精英階層來說，則希望自己的孩子好上加好，會選擇各類的輔導產品，來提升孩子的競爭優(yōu)勢。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根據美聯社和某公共事務研究中心的調查，有將近三分之二的美國人拿不出一千美元應急。而根據聯準會去年的調查，47%的美國人甚至拿不出四百美元應急。

與此同時，一位二十年多前從北京移居美國、將孩子送進了“常春藤”的媽媽坦言，孩子每節(jié)鋼琴課要上百美元。

以下這張圖可以更加清楚地說明：該圖展現了自1940年以來，來自美國收入前10%和后90%的家庭的孩子，在標準化考試中表現出的差距不斷增大。也就是說，富人和窮人的差距在下一代身上表現得越來越明顯。

至此我們可以得知：美國的教育體系，是一個嚴重（且越來越嚴重）的兩極分化式精英教育。當然，在這個過程中，政府也追求過公平。

為了提升教育公平化，從1983年里根政府提出了《國家告急：教育改革勢在必行》的報告以來，美國政府作出了很多努力，包括小布什的No Child Left Behind法案，以及奧巴馬大力推廣Common Core和標準化測試。

所以，聯邦政府的工作，就是讓后90%的人，能夠在學校里面也享受到高質量的教育資源。

2011年，美國聯邦政府在“不讓一個孩子掉隊法”（No Child Left Behind Act，也被后世稱為“有教無類”法案）下投資1.34億美元用于低收入家庭學生的私人補習課程。

然而，根據《薩克拉門托商業(yè)雜志》（Sacramen to Business Journal）報道，由于該法案的實施，家境好的學生在校內接受輔導的機會減少，越來越多的私營社會教育培訓機構開始出現，以縮小與校內輔導差距。也就是說，富孩子都跑到校外上課去了。

另外，在法案實施期間，曾經有州的人文學科委員會報告，這一法案導致該地區(qū)學校1至5年級低收入家庭孩子們的社會學習課課時減少了3成以上。

因為學校為了達標，不少中小學延長了給窮孩子的學校上課時間，并且在放學后補課，縮減學生的休息時間。甚至有學校迫于考核的壓力，取消了高年級學生午餐后的15分鐘休息時間。理由是：在提高考分的壓力下，教學比休息更重要，學生們在午餐時已經休息過了。

最終，這項吃力不討好的法案在一地雞毛之中收場，它也并沒有在教育兩極化的大潮中掀起什么波瀾。

同時，很多人開始了解到一個殘酷的真相：美國不僅不是孩子的天堂，而且，美國的孩子要成為世俗定義中“進入常青藤，簽約牛公司，出任CEO，迎娶白富美”的“人生大贏家”，他需要吃的苦可能比中國的孩子還要多。

普利策獎得主愛德華·休姆斯就曾說過：

“4是有魔力的數字：4小時睡眠，4杯拿鐵，4.0。”

這是愛德華·休姆斯在加州一所公立高中蹲點一學年后，寫出的著作《夢想的學校》中的一句話。愛德華驚奇地發(fā)現，這些為了進入常青藤大學的高中生們，一天僅睡4小時，需要喝4杯拿鐵，才能拼盡全力拿到那個魔力的數字——GPA4.0。

日韓：人人上大學，人人修羅場

讓我們再看向近鄰日韓。

據韓國教育開發(fā)院的《教育統(tǒng)計年報》顯示，2014年韓國私人教育機構數達到了近7萬家，補習的學生人數超過了700萬人，授課老師多達28萬，達到了當時歷史最高水平。

七年過去了，這個數字還在不斷刷新，而這個龐大的補習市場，背后是巨額的利潤。

在韓國，一個學生上補習班得花費多少錢呢？

之前在熱播劇《天空之城》中，里面的一個孩子，光補習費就花費了約1500萬左右的人民幣。很多人看的時候，都以為這不過是電視劇夸張而已，但是現實中卻真實存在。

韓國2017年的紀錄片《課外教育悖論》中，多數家庭每個月補習班花費都要超過100萬韓元，甚至有的家庭超過了300萬韓元（約17000元人民幣）。

這還只是普通老師的價格，有些在補習班包裝下的名師，收取的補習費更是天價。

如此巨大的補習費用，令韓國家長承受著巨大的經濟壓力。

根據韓國統(tǒng)計廳發(fā)布了“2017年度國稅統(tǒng)計年報”顯示，韓國人均年收入為3519萬韓元（約合人民幣19.9萬元），平均年收入最高的城市蔚山市是4216萬韓元（約合23.9萬元人民幣），其次分別為世宗市（4108萬韓元）和首爾市（3992萬韓元）。

但這并沒有阻擋韓國人補習的步伐，月收入不到100萬韓元的家庭，其孩子參加私人輔導的比例能達到36%，月收入超過600萬韓元的家庭更是舍得花錢，近90%都會讓孩子去上補習班。

所以早在2010年的時候，韓國就有超過四分之三的學生在課外補習，并且這個比例每年都在不斷上漲。據2019年的相關數據顯示，在韓國上補習班的學生比率高達74.8%，小學生就高達83.5%，而初中為71.4%，高中為61%。

這些學生中，隨便找一個人問，開學期間至少要補四五門課，寒暑假則更多。如此強壓之下，韓國的文盲率大幅度下降，識字率高達98%。

相關調查數據表示，韓國的一些小學生，早在五六年級就已經學完初中知識，每100名初中生里，就有8名超前學過高中內容?？梢哉f，課外補習，已經讓校內學習變得越來越形同虛設。

在這個巨大的練蠱場里，你會發(fā)現很多殘酷的事實。

比如在大峙洞上補習班的學生，都會把其他學生視為潛在的競爭對手。因為但凡能在這兒上補習班的學生，大多是平時成績不錯并且以進入名牌大學為目標的“潛力股”。因此，學生之間都保持高度警惕性，不會輕易告訴同學任何有關自己學習情況或私教方面的信息。

韓國著名的私立高中淑明女子高中，就盛傳一個潛規(guī)則：每次拿到大峙洞補習班發(fā)放的試卷后，學生們都會第一時間把試卷上頭的補習班名稱撕掉，以免被學校的其他同學窺探到自己上哪家補習班。

在這樣的大局之下，連政府都沒有辦法有效的控制培訓機構，因為它們的需求量實在太大了。

去年3月疫情期間，全球有8.5億學生處于停課狀態(tài)，而韓國的補習班卻已經開課。2020年3月5日，韓國KBS電臺報道，首爾市瑞草區(qū)當時已有81個補習班正在開課。

同一時期，光州市共有650處補習班處于停課狀態(tài)，僅為當地總補習班數的13.7%。韓聯社電視臺也稱，韓國已有70%以上的補習班正式開課。

當時，韓國政府為了能讓補習班可以停課，承諾為補習班企業(yè)提供低息貸款，以便于它們不用擔心倒閉問題。但韓國補習班協會卻以經營困難為由，希望政府能幫忙返還學費規(guī)模的一半。結果，雙方最終沒能達成協議。

雖然停課時間韓國補習班算是最短的了，但是韓國家長卻十分著急。一家大型補習機構的負責人說：“許多父母給我們打電話，要求重新開班。”

可是即便卷成這樣，一個頂尖的韓國普通高中生，再努力未必能上首爾大學。根據OECD的統(tǒng)計數據，98%的韓國年輕人完成了高中教育，其中75%會上大學，但只有2%才能進入SKY大學。

然而，私立高中的學生，即便排名再靠后都有可能上SKY，SKY指的是首爾大學、延世大學和高麗大學，是韓國頂尖的三大高校。

窮人的一切努力，終究被資本撞的稀碎。

日本的情況基本也一樣。根據日本文部科學省2017年10月發(fā)布的《學校基本調査報告書》，早在2015年春季，所有申請上大學的考生中，93.3％最終都被錄取（雖然不一定是第一志愿校），落榜者不到一成，“大學全入”幾乎名副其實。

但有趣的是，很多人感覺日本高考的壓力比中國還要大。甚至，很多高中生都因此出現了嚴重的精神問題。

我腦海中的幾個片段

日韓的內卷洪流讓我不禁想到前幾天在媒體上看到的鄭州外國語中學“推外考試”。

縱然只是小升初，但“推外”的淘汰率極高，在鄭州只有0.3%，也就是千分之三的小學生可以通過，這個比例甚至比100多萬河南考生考上全國頂級985大學的比例還要低一倍多。

在一篇紀實當中，筆者回憶了他在“推外”考試當天看到的兩個場景：

當一位父親得知自己孩子通過了考試，一個大老爺們當場憋不住哭了。

大家都沒有勸他，因為有過這種過程的家長都知道，這個成績意味著他和他的孩子幾年之內付出了怎樣的代價，這次考試他又承受了多大的壓力，他需要用淚水釋放這種壓力。

另一位母親，聽說自己的孩子沒有成功，呆若木雞，然后顫抖著手拿出了速效救心丸放了一顆在口中，然后在以后一個小時鐘，沒有說一句話。很顯然，她的孩子也付出了很多，沒有成功更加難以接受。

我還想到了自己的一個朋友。

幾個月前，當時正是海外疫情非常嚴重的時期，有一次我在常光顧的威士忌吧喝東西，碰到來喝酒的另一個熟人。幾年前剛認識他時，他在國內一家高端境外旅游的大公司當客戶經理，一年中在國外的時間占一半，做的風生水起。

當時他一見我就略帶感傷的跟我說，Eric，我們現在是同行了，你要多教教我啊。

我說，此話怎講啊。

他告訴我疫情一時半會是過不去了，境外旅游的線路都停了，當地的地接資源也都轉行或者破產了。他現在跳槽到一家學科培訓的公司，開始教初中數學。

“人嘛，不就是尋找自己的局部最優(yōu)解嗎。”他跟我碰杯，將一杯威士忌一飲而盡，“你說，教育行業(yè)應該還是更穩(wěn)一點吧？”

我說，“現在哪里有穩(wěn)定的行業(yè)??？再說，我也不怎么教學生啦?！?/p>

我心想時代變得太快了，以至于到這把歲數我都沒有任何把握講以后自己會混的如何。唯一讓我踏實的，是自己讀過一些東西，也在堅持學習，當大潮拍到我臉上之前，我也許可以提前躲一步，或者拿起沖浪板。

此刻的我唯一確信的是，沒有一條政策會是完全正確與公平的。那些被劇場效應折磨的家長和孩子需要被拯救，數以百萬計的培訓行業(yè)從業(yè)者里，也有很多需要用自己并不算多的收入養(yǎng)家糊口的人。

今天，精英群體和頭部資本的虹吸效應讓每個人意識到改變的重要性，卻也讓我對“改變”的可能性產生了些許懷疑。

幾周前，國家開始嚴厲打擊課內培訓行業(yè)，酒吧碰到的那個朋友的那個機構同時出現在了“頂格罰款”和“降薪裁員”的名單之中。我沒有聯絡他。

我只是突然想到那天他舉杯的樣子，以及北島的那首《波蘭來客》：

那時我們有夢，關于文學，關于愛情，關于穿越時空的旅行。如今我們深夜飲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夢破碎的聲音。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Apple媽咪放羊村“（ID：Apple_Mammy），作者：Eric，資深托福老師及歐美高校升學文書顧問。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芥末堆立場，轉載請聯系原作者。